2023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3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1101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11件(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410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同纠纷1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678件(著作权侵权纠纷578件,著作权合同及权属纠纷100件),其他案件12件。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1072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501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561件,其他案件10件。现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向读者介绍。

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探析

数据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客体有可能成为著作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但特定情形下的数据信息由于既不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的"独创性",又不具备商业秘密所要求的"秘密性",则难以通过著作权或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对数据信息不享有法定权利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若事实上造成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的后果时,可以考虑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解决策略的反思及完善

现有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纠纷解决策略并没有充分考虑知识产权的非竞争性对纠纷解决的特殊影响,用冲突的思维化解冲突,无法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合理的权利冲突化解应当坚持和谐解纷理念,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中的能动作用,运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策略,实现纠纷解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从而促成案件当事人之间由权利冲突走向和谐相处。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实际损失的司法认定

传统的民商事法律领域的实际损失通常是指权利人现实利益的减损,即直接经济损失,通常不将间接经济损失称为实际损失。从现有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实际损失既包含直接经济损失,也包含间接经济损失。目前司法实践确认的间接损失包括销量的损失、维权费用的损失、重新投放广告恢复市场声誉的损失等。为充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价格侵蚀损失虽没有明文规定,在有可靠证据支持的范围内赔偿权利人价格侵蚀部分的损失,具有正当性。

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多维认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逐渐加强,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逐渐上升。但任何权利都有滥用的可能,知识产权由于其无形性,权利的边界天然模糊,权利人不能正确认识权利边界,甚至利用知识产权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也逐年增加。当前法律规范中,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散见于民事基本法、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规范中,但内容相对较为概括,而国家执法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通过案件审理的方式为权利人、社会公众清楚地认识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提供了行为准则。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的制度目标在于以一定时间内的垄断性权利,换取权利人的智力贡献,而反垄断则是通过维护市场竞争的方式激励创新,二者有着共同的制度目标,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

吴偕林：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破解知识产权保护难题

知识产权法院要在＂专＂字上做文章、下功夫,不断增强创新思维、前瞻意识、国际视野,继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保护难题,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自贸试验区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完善由技术鉴定、技术调查、技术咨询、专家陪审组成的＂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

论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新格局的构建与实现——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专业化建设为视角

作为专门法院,知识产权法院要充分体现专业化审判资源和制度优势,发挥好知识产权法院的职能作用,需要树立适应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新格局的审判理念,即创新、法治、平衡、开放的理念。结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工作实际,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新格局的实现可以从专业化的审判组织、审判机制、诉讼制度、审判队伍以及保障支持等五个方面加以推进。

论许可侵权的构成要件

作为英美法系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许可侵权的含义及构成要件均存在争议。在我国借鉴许可侵权制度时,应从直接侵权的视角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考察,此时,其构成要件体现为三个方面:被许可行为受专有权利控制、许可人具有许可利用作品的外观、许可人具有许可的意思表示。引入三个构成要件可以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能够对现有法律规则起到兜底补充的作用。

2015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2月8日，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565件，全部为二审案件。受理案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518件，占91-7％；著作权合同案件47件，占8．3％。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共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380件，占73．4％。

提升知产保护能级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2014年12月28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全国首批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之一,正式揭牌成立。10年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工作大局,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文将如何融入更广阔的国际化发展空间?走进上海知产法院,笔者找到了答案。

2021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1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1203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548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合同纠纷395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及权属纠纷153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628件(著作权侵权纠纷592件,著作权合同及权属纠纷36件),其他案件27件。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1191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89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673件,其他案件29件。现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介绍。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0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1350件,同比上升了50.5%,其中,—审著作权纠纷案件510件(著作权合同纠纷493件,著作权侵权及权属纠纷17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39件(著作权侵权纠纷417件,著作权权属纠纷88件,著作权合同纠纷34件),其他案件401件。2020年,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1274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24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48件,其他案件402件。一年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顶住收案大幅增加的压力,较好地完成了案件审判工作,现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向大家介绍。

2019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19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897件,比2018年(1001件)下降10.39%;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75件,比2018年(392件)上升21.17%,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22件,比2018年(590件)下降28.47%。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852件,比2018年(961件)下降11.34%;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28件,比2018年(354件)上升20.9%,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24件,比2018年(587件)下降27.77%。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的类型化及其路径——兼谈《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14条的修改

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探讨,不应限于体育赛事的竞技性或身体动作的功能性而一概拒绝给予版权保护。合理的分析逻辑应是对各式各样的体育赛事进行类型化,根据体育赛事是否具有艺术美感价值类型化为对抗性体育赛事和艺术性体育赛事。前者主要是竞技性的,不属于可著作权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运动员们的动作表达并不是表达特定思想,故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后者基于其艺术和美感价值,进入了可著作权的领域范围。在满足艺术与功能可分的情况下,应具备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可能性。鉴于对抗性体育赛事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与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利益并不相同,因此,其不受排除规则的限制,并不因此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可以基于《民法通则》的规定作为一种新型民事权益受到保护。视侵权人和体育赛事组织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权利人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或者《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反观正在征求意见的《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其第五章其他民事权利客体有关"信息"的规定仍有局限性,无法包容体育赛事等新兴民事权益,故可以修改为更具包容性的"信息等无形财产权益"。

新《商标法》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及司法适用

在商标注册和使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商标权利人、相关权益人以及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三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原则是民事主体在商标注册和使用过程中是否符合诚实信用的检验标准。在商标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既是司法适用的基本原则,也是解决纠纷的具体规则。就前者而言,一方面,商标民事司法实践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本理念,通过司法裁判宣示维护公平竞争、反对一切不正当行为、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也可以帮助法官准确理解具体法律规范的含义,衡平法律规范司法适用的效果。就后者而言,诚实信用可以在不保护不应保护的商标、权利不得滥用以及对权利懈怠者的保护进行限制等方面填补商标法的规范漏洞。

非传统商标法律保护的理念支持

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可注册商标标识范围,从文字、图形等传统商标扩展到颜色、立体标志等新型商标,其中体现的不仅是制度的超越,更蕴含着由关注商标形态到重视商标的功能、由物的消费到符合消费以及由抽象思维到类型思维的理念转换。只要特定的标志能够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而且对其进行商标法保护并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不良影响,就应当获准其注册为商标,而不应囿于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唯有如此,商标法才会因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保持自己的时代性与先进性。

数据竞争的法律制度基础

数字经济的时代是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竞争力、资源共享的时代，数据资源的取得与利用成为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资源配置。数字经济时代，如何以合理的制度规则促进有效率的数据竞争，需要在法律与经济两个维度之间找到准确的坐标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成为关键竞争资源，数据竞争引发新的法律关切，其核心在于数据共享与专享之间、数据控制与使用之间的数据资源配置方式。

区块链技术在商标领域的证明作用

区块链技术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要技术变革。因其具有去中心化、带有时间戳、不易被随意篡改和可信度高等特点,区块链技术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对知识产权制度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商标的本质功能在于识别、区分商品来源。区块链应用于商标领域,可以与物联网技术结合,在商标使用、商标确权和驰名商标的认定中作为电子证据发挥证明作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商标的识别功能;还能用于未注册商标保护,为未注册商标提供公示作用。

域外商标使用行为的效力及其判断

综合考虑全球化背景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对于商标保护的影响,固然应当坚持商标权的地域性原则,但也不应绝对化,而是应当将实质性影响标准作为判断商标法是否调整域外商标使用行为的标准。如果域外商标使用行为对于国内商标权人的利益或者对国内商业活动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商标法应当对域外使用行为予以保护或者规制。

为什么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11月6日、12月16日、12月28日，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