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探究

上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历了一次早期城(市)镇化的过程。繁荣的市镇和商品经济已经培育出了市民阶层,同时,也养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文化结构的调整,文化的主体从乡民变成市民,文化心理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了解早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的原因与轨迹,对于当下我们和谐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从上海洋场竹枝词看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启蒙观的演进

由巴渝民歌演化而来的文人竹枝词,大多以平直的风格记录了一时一地的民俗文化与社会风景,实际上是乡土志,或者说是民族志的另一种记述模式,隐喻了创作者、民族志记录者的意识与心态。创作于租界时期的上海洋场竹枝词,正具有这种活态的、深刻的思想价值,传达出晚清民初知识分子面对近代化潮流的复杂心态,及其启蒙思想的发展、变化。

用新的理念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中国的文化创造在民族振兴、国家尊严、历史传承、人性光辉的维度上被重新思考。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对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主流文化发展理念不够明晰;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缺乏有效措施支持民间文化发展。当今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如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塑造全民认同的核心价值,形成文化发展的主导理念;用多方位的艺术手段强化主流价值,以影响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的受众;等等。基于此,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民众更高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发展多样性、丰富性不够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矛盾;形成高端文化市场的历史要求与政策不配套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之间的矛盾,文化发展的开放性要求与国家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等等。为此需要我们从调整认识,指导思想、政策研究、文化理念等方面加以改进,并以此为前提,重新认定文化的地位、作用:文化与其他在国家发展中同等重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纽带;是增强国力提升竞争力的引擎;是与国际交往和人类共同价值行动的价值源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剂"。从而进一步确定文化发展的目标:确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本体地位;打造主旋律文化发展更大平台;保护开发非盈利的民族文化遗产;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位置;制定政策为民间文化活动与文化事业创造条件;规划提升发展文化产业的新举措。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从“一种现代性”到“两种现代性”——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

对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进行梳理和反思,就会发现90年代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一种现代性"到"两种现代性"。这在"现代性"话语的理论选择、关注焦点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方式上都有所体现,从而显示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天侯爵考——兼论农民亲族地域圈

太平天国官级设有侯爵。侯爵在太平天国前期是很崇贵的,非广西籍、未参予桂平平面山烧炭的旧勋,是不得封侯的;在后期却又是极为普通的,凡“满街走”、“多如狗”的贩夫走卒,都能轻易捞到天侯爵。侯爵一尊一贱,相殊不过七、八年,颇写出太平天国王朝的衰败,官爵的贬值和失常。古代中国与封爵乃军功故,但太平天国爵位,包括本文要涉及的早期和中期的两次封侯,乃是讲血缘亲疏,或讲乡土地域,当然就其次也有军功,但传统农业社会是以人际关系亲疏划分贵贱的。太平天国设置天侯爵,就是农民领袖热衷于亲族地域网络,藉此维持和巩固既得的财产和权力。这是一种等级世袭制的调节和均衡。

何谓知识分子

何谓知识分子,人言言殊。要成为知识分子,有两个条件必须具备:他必须是以承继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观念性的知识体系为志业的知识者;他必须是关怀世事,介入社会,秉公判断,仗义执言的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只有专业知识,没有公共参与,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同样,只有公共参与,没有专业知识,亦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知识者与实行者的完美结合,两者不可或缺。

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身份认同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对读书人来说可谓数千年巨变,也由此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身份体认,他们自视为"殄除外虏"的民族主义者、"跑来跑去"的淑世主义者和"发扬踔厉"的个人主义者。

接受的复调——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对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之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提出一种“复调的接受史”作为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方法,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并在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问题上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开拓学术史研究的更大空间

学术史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北京学者提出的，这里有两个特殊的背景。 第一，80年代以来，重思想重文化重观点的学术思潮盛行十年之久，国外思潮大量的翻译和涌进中国，在中国学术舞台出现走马灯式的景象。思潮发展是如此变化多端，以至人们对它调侃，“各领风骚三五天”。80年代末期，学术界对此普遍感到疲惫。

关于汪海洋事迹的若干考证和补正

汪海洋是太平天国晚期著名人物,1864年7月天京失陷后,他统率十万大军,配合侍王李世贤转战江西、广东和福建,在倍加艰辛的孤军奋斗两年里,出奇制胜,驰骋万里,立下很多功绩,为悲壮慷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增添了光彩的最后篇章。在汪海洋活动的主要年代,曾经流传一些民间歌谣和传说,对他称赞和颂扬。他的敌手也很重视。左宗棠说:“汪海洋贼之狡悍者”,“汪贼较侍逆为悍,颇不易制”。曾在浙江、福建等处与他长期搏斗的刘典说:“惟汪精悍善斗,狡狯多谋,能以严驭众,为诸贼所畏慑”。惟当时有关记载多为片言只字,语焉不详,盖因其事发生在天国覆灭之后,所谓“同治中兴”,粉饰太平,此类记述遂多为人忽略;

论胡适的知识分子言责观

胡适相信知识分子是"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发言论时要用"公心和理智去思考","无所苟",有根据,可实行,负责任。为此,知识分子要抱有一种哀矜敬慎的态度,这种小心谨慎的言说态度主要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认识所致。要保证知识分子言说的负责任,在胡适看来,至少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开放舆论,不可禁锢言论;二是实地调查,不要空发议论;三是秉公直书,不能因私害公。

“报纸双重性”理论历史回溯与浅析

新闻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伴随其成长,出现了关于新闻学很多领域的多次论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次"新闻商品性"的论争。在第二次论争中,王中提出的"报纸双重性"理论可谓是一颗明珠,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三次论证中显得举足轻重。

周必大文学创作理论评析

从南宋孝宗隆兴初(1163)至宁宗嘉定末(1224)被史家称为南宋的中兴期,时局相对稳定,学术文化繁荣,北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到全面恢复发扬,表现为名家荟萃,文备众体,文派孽生,文论勃兴。周必大身处朝廷翰院,为当时词臣之冠。在文章创作方面,他的理论主张散见于其文集的题跋以及序作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学、才、气对创作的综合作用,他的主张对南宋中期的文风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回顾与反思:渴望重生的启蒙

20世纪的"五四"时代和80年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段。在这两个时段里,发生了两场未竟的启蒙。飞快到来的物质时代及消费文化的覆盖,很快使激情飞扬的80年代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记忆,启蒙激情很快在同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消退。这个思潮变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在接受现代性过程中命定的悖论,预示着在东方超稳定社会结构中生存的现代性是苍白而又无法生根的。因此,"五四"、80年代冲击式的"植入的启蒙"现在应当被唤醒和反思,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重生。

加强执政能力:从正确处事和待人做起

十六大报告针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五种能力”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五大能力”要求。其实，五种能力也好，五大能力也好，都分别可以与“对事”及“对人”联系起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执政党所强调的执政能力，实际上由“处事的本领”和“待人的本领”这两方面构成。中央今天倡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说到底就是主张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处事”与“待人”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