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考察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的特殊视角——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读评

引言一直以来,中国人、中国文化对死亡都有一种矛盾心态,既避讳死亡却又对逝者存有无限的敬仰与哀思,对于有关死亡的具体事务避而不谈,但对悼念与祭奠亡者却有一套传承已久的规制。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的现象?杨庆堃先生曾指出:“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1])正如这一解释,死亡的瞬间意味着情感的崩溃与旧血缘秩序的瓦解,死亡释放的是对旧有家族结构的最大破坏。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品格”论:以约翰·密尔为中心

"品格"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是对当时英国社会转型的回应:在经济上,做一个品格良好的人就是拥有道德信用;在道德上,品格观念反映了善恶斗争,自由主义者担心商业会使人堕落。在政治上,则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阶层之挥霍放纵的愤恨。他们在一种"品格"观念相互斗争的伪装下提出政治挑战。而提升工人阶级的素养,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则是为了避免民主的暴政。约翰·密尔在诸多著作中深刻探讨了品格的形成、扭曲、重塑及其条件,将品格培养作为个人自由、政治发展、道德进步的目标。然而,这种品格理想源于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市场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生活理想化,从而乐观地认为,个人自由所体现的人类能动性可以最大程度地发展。其观念内容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商人、店主和工匠的社会经验基础之上,但却日益与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不符。

数据价值链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权责关系及其治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生产要素,驱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作为其中主要的活动主体,构建了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与复合生态,实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近年来,围绕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泄露、大数据"杀熟"、数据垄断和数据黑灰产业链等问题日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产业发展和公民权益。然而,当前全球对互联网平台数据权责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法律共识及治理框架,政府、企业和个人等数据主体在数据权属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和激烈争议。跳出传统的"物化思维",文章通过引入数据价值链,构建了互联网平台数据权责匹配框架,总结全球互联网平台数据权责治理的趋势和经验,提出我国互联网平台数据权责治理原则和实现路径。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双重悖论、运演逻辑及其趋势

跨境数据流动对主权国家发展具有双重悖论。一方面,在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国家创新实力和增进社会福祉等方面,数据的跨境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涉及隐私保护、产业竞争、国家安全等多维度议题交织与互动,特别是在数字地缘政治等方面,数据的跨境流动又存在被操控的风险。事实上,在经历三次发展浪潮和变革之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运演逻辑,当前正处于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次规则支撑的完善期。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背后却有着明显的数字地缘政治和数字经济竞争意图,这对我国参与和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朋友圈”构成现实挑战。为此,需要在对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竞合格局以及总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的战略定位及其应对策略。

赫西俄德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叙事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先见之明者,pro-表示前缀,是“超前”的意思,meth-的意思是to think,-eus表达“……人”的意思,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先知”的意思。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智多谋广、敢于和宙斯一比高低的角色。他是以人类的文明导师形象出现的。philanthropos(“爱人类”)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用来形容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爱。

在帝国中获得自由——约翰·密尔论英帝国与殖民地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政治思想与帝国观念有密切联系。约翰·密尔的帝国与殖民地思想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英国的帝国统治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是如何被合理化的:通过将社会发展设想为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将人类社会置于不同的文明等级之中,并坚持自由权利只有在发达高级的文明阶段才能获得,帝国统治被描述为文明的使命,是发达社会引导不发达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必要途径。然而,密尔后期对殖民者暴力的反思和批判则显示其对帝国文明使命的怀疑,这种对帝国权力滥用的批判又为以后的思想家批评帝国奠定了基础。另外,密尔的帝国观也反映了19世纪欧洲人对"他者"及人类群体之差异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