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作为地方性理论学科建设生动实践的中原学则是以根性研究、谱系研究、基因研究、精神研究为核心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一门系统知识、学问及学说的总和,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近年,中原学建设的相关实践充分体现了大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新取向,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原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地域性和综合性,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中原学研究不仅要深入挖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还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本期“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

美国学界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评估

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是美国多学科理论方法培育出的跨学科研究。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理论的潜通暗合形塑并推动了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其演进。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探讨党的妇女发展策略,及其赋权妇女和民族建设的运动对妇女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是其观察中国的重要切入口,需从研究范式和话语概念层面认识美国研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从历史文化层面理解中美学术阐释中国妇女运动的路径差异,从事实层面辨析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各种视角。

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发起式基金的实证研究

文章着眼于基金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选取2012—2021年中国发起式基金的季度数据,研究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金管理人持基比例或持基金额的提高能够有效激励基金经理提高努力程度,获得更好的基金业绩,而且不会提高基金风险水平。文章以中国发起式基金为自然实验,基于政策外生性有效解决了现有文献难以规避的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更具说服力。与此同时,发起式基金作为中国证监会推出的创新型基金产品,但鲜有文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章首次对发起式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持基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对监管层完善法律法规、基金公司设计激励机制以及基金投资人选择基金标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新型政商关系与城市出口能力——基于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的实证研究

政商关系是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环境。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贸易强国建设并不断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借助2017—2018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数据,从城市层面分析以“亲”“清”为内涵的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对城市出口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对城市出口能力有显著的影响,新型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出口规模,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相比于沿海城市,内陆城市的出口能力对新型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更为敏感;进一步从作用机制分析,新型政商关系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提升创新水平提升城市的出口能力。研究表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释放制度红利是提升城市出口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新旧产能更替视角下的投资对就业动态影响分析——基于ALMON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的研究

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投资可以促进新旧产能更替,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解决就业的有效措施。因此,从新旧产能更替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就业和投资统计数据,建立ALMON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投资在不同阶段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分为初期的联动创造效应、中期的就业挤出效应和长期的结构优化效应3个阶段。(2)联动创造效应存在于第0~3期,共4期;就业挤出效应存在于第4~11期,共8期;结构优化效应存在于第12~14期,共3期。(3)联动创造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就业挤出效应对就业的影响为负,投资对就业产生的总效应为正,但联动创造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存在的时间短于就业挤出效应。

凝聚国际共识 传播中国声音--世界中国学论坛和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

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创办及其发展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既有“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等论述，也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声音。如何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债务风险--2013-2022年

“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随着项目范围的扩大,投资主体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渐增加。回顾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2022年间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和债务风险可以揭示出其复杂的发展路径:该倡议在受到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和种族因素等影响的同时,也面临国际社会竞争和挑战的压力。通过深入研究投资与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和成因,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国面临的多样化风险特征,这些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了更深刻的投资风险认识,有助于采取更为有效的风险预防和应对措施,确保投资项目的稳健发展。通过对“一带一路”过去十年间投资与债务风险的回顾和分析,为推动该倡议下一阶段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投资和合作,继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成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学”

中外关于“中国”的解读存在差异。当前国际社会格局的转变与当代中国的崛起,日益凸显出西方中国学既往研究范式在解读中国时的效用困境。世界中国学倡导深入践行“批评的中国学”研究,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路径,通过“深读”的文本分析与“躬行”的经验研究与世界共议“何为中国”。世界中国学以文明比较的视野,关注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中“人”的丰富内涵,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在此范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从西方理论的消费者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中国研究的主体与中国道理的讲述者,并在此过程中期冀形成本土立场与全球眼光兼具的中国知识,助益人类文明互鉴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释义: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形成了三种本土化类型,分别是延续型本土化、吸纳型本土化、融合型本土化。三种本土化类型的划分涉及对传统文化、客位文化、主位文化变迁的态度,以及对主客文化关系的评价。融合型本土化更多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经历了短暂的思想启蒙,不再是对主位文化一味崇拜或对外来文化全盘吸纳,而是用批判的方式审视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并通过融合的方式使外来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融合型本土化的一种典型,其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化评估的范式转变、文化价值的整合重塑及文化自觉的逻辑转换三个方面。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前景分析

广义的"中国学",是指外部世界关于中国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分析、解释和预测,主要由汉学和狭义的中国研究构成。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近似线性的演进过程,大致符合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二者共同衍生出中国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该逻辑对未来"中国学"发展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在中国崛起大势下,以共生理念观之,未来"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大有可为,或将呈现三个主要发展趋向。

都市研究的省思及其进路——以上海为例

受国际学术界大行其道的"从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响,城市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已不再盛行了,微观叙事乘势而起。在上海城市史研究中,这种"从上到下"的取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细碎。这些研究当然各有价值,而且确实也不乏精湛之作,但如何将这一个个点或线的研究勾连起来,绘制出一幅上海的整体地图,是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局部的、细节的或"碎片"研究,无法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它的意义就不免要大打折扣。

阐释与启示:海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

民族主义问题备受学界关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演绎曾被概括为"步步高涨的50年"。以欧美学者为主,他们不仅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以解释、辨析、厘定相关概念,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角度考察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且关注具体语境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运作、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既从西方历史背景论述有关结论,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论析。既有研究虽对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观念的确立、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详细论述,但从思想史上关照民族主义,真正在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语境中解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在关联,尚有很大研究空间。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象牙塔外的中国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对华认知的重塑(1966-1972)

美国中国学自诞生以来,在书斋和现实之间就有一条清晰的连接线。但关于美国中国学如何影响和改变美国对华认知及对华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基于相关档案和原始文献,爬梳半个多世纪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群体走出象牙塔的中国学,可以再现学术上的“现代化范式”如何推动美国各界走出“麦卡锡时代”阴影、理性认识中国,并助力美国对华政策从孤立转向接触的具体历程,进而揭示美国中国学上“知识生产—公共舆论—对华政策”的互动结构,探索美国中国学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扭转当前美国对华认知误区、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知识传播视域下亚当·斯密的中国观——写在斯密诞辰三百周年之际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作了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观。他判定中国达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财富最高程度,但似已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其中原因在于法律制度的限制、对农业的过于偏重、外贸和工业的不发达,以及传统框架下人口的过剩。斯密的“中国知识”较多得自其海外游历时期(1764一1766),尤其是来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论述中国时,斯密的措辞还是谨慎持重的,关于“中国知识”的一些不确之处本质上是由当时信息传播尚欠发达所决定的。然而,他的一些关键论断无疑抓住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核心特征,因此,相关瑕疵并不妨碍斯密这样的论说者借助中国叙事表达自身诉求、支持自身论点、构建自身理论。用知识传播的宏大视野来重新审视斯密乃至近现代域外诸人的中国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概括而非局限、更加通透而非拘泥地理解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叙事,从而能以开放的头脑从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启发。

以编辑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出版史——读《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

高哲一的《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一书以编辑为核心来阐释近代中国出版史。此书基于结构—功能框架,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和编辑活动进行考察,提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决定了近代出版机构编辑部门中的生产动态。同时成功运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展现出编辑群体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对全书的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此书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并指出书中若干论证薄弱之处。最后,本文指出,近代中国出版业本身是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作者所具有的中外比较视野,正是此书取得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世界中国学视阈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从世界中国学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独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并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精神内核。

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倾向

美国中国学兼具学术和智库双重功能,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其中一种功能更为凸显的不平衡性。近年来,美国学界和政界通过“旋转门”频繁流动,中国学的智库功能尤为突出,且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这种政治化倾向体现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的一些核心议题上。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所谓“中美冲突论”,其基本论调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中,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深度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世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扎根;这种交织,也使“中国知识”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作“中国知识”的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