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文化品格和民初中国的新文化

民初中国的文化潮动,立场与政治取向纷杂其间。而蔡元培以其"不尚偏激"的文化人格涵育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北京大学,也使得二千多年里儒学以克己成就"修己"的道理与新学达成了交汇。在混杂着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以及十数年政争不断、政潮起伏的纷乱时势中重造了一种"为学问而求学问"的纯粹和明净。在他所坚持的以学术为本位的取则中,学术、人物、学风、群体,形成了别开生面而自为恢张的宏大场面。在一个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大幅度趋向政治化的时代里,蔡元培显示的这种个体的文化品格,既区别于"政客生涯"中的人物,也区别于同时的新文化人物。他为北京大学造就了民初中国无可匹比的文化高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因此而成为了民初中国的一个文化象征。

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上)——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

经历19世纪中叶以降的六十年历史变迁之后，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两千年中国政治主体的构成，又冲击了两千年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其间同时出现的立咨议局以助成立宪和练新军以集拢兵权，则在一路演变中越出预想，使成丰、同治两朝十多年内战以来茁长的绅权以及与之相附着的地方意识急剧膨胀为亢张的地方主义；又使内战中下移地方的兵权成为一种既不在朝廷又不归地方的东西。而后是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省自独立的方式非常容易地变瓦解为土崩，促成了后来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但省自独立既是一种借助于武力而实现的地方主义，因此由革命造成的民国自始便是一个无从统一的中国。而以武力实现的地方独立在促成革命之后转化为武力的地方割据，又成了共和直面相对和长久相对的困局。武人、政客、官僚、党人都在同造困局，也都同在困局之中而无从脱出。

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上)

新文化运动后十年,以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作对应,又以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作对应的比类,在当时和后来都曾是熟识惯见的推想和解说,常被用来诠释那场思想震荡及其留下的久远影响。而后是这些出自西国不同时期的史事便一面被抽象化,一面被中国化,并以其外来的投影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和意义。戊戌后20年间先后出现于中国的民权观念、科学观念、白话报刊,以及随时论中"世界公理""世运进步"一类滔滔陈说而来的"欧化"之想,便都因置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后来的声光回照从前之下,被读出了其中所含的启蒙运动前史的本义。相比于启蒙运动之标张理性,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新文化的全部意义,都在它留下的人本主义一面。虽说当日"德先生"和"赛先生"常在万人瞩目而回声四起之中,然而同一个时候出现在新思潮里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对于人的"解放"之向往,则已不能全为启蒙运动一路高扬的理性精神所范围。在"人类"的名义下说应然和必然,真正促成的其实是思想的重心移向个体和自我。比之漫无边际的民主和科学,其中的着力点和落脚处显然都在个人主体和个人本位。由此形成的区别显示的正是新文化运动里自觉与欧洲人本主义作对接的另外一脉,而本来遥远的文艺复兴运动遂因之而能够在论说中变得很近。随后是这个过程引入的人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眼光,从久已有之的人世景象里抉出了种种"问题"。而"问题"的一时丛集,则使原本作为一个概念犹在模糊之中的"社会"变得非常具体,并因之而整体地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视野,于是而有继起的社会主义讨论。因此,新文化运动继起于20年维新思潮绵延不绝之后,而与历史的连续性同时存在的,正是新文化运动里的这一脉,又以其个人主体和个人本位另开一局,为近代中国思想史带来了一个不同于此前20年维新思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