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的李大钊思想研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贡献卓著。和同时代人一样,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并没有先期的理论准备,他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其自身既有的知识结构、思想倾向和所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而这些因素又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深刻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诠释,使之富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和中国表达。文章从世界无产阶级论、主观能动论、农民革命主体论及调和的阶级竞争说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更深层次地理解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建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苏联来源和中国发展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第二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形态,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回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借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理论界开始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建构新的教科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如何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仍然是理论界不可回避的一项基本任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争与学术流派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所谓研究方法问题,决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而是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方法的差别意味着视野的转换,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启出不同的学术研究主题和领域、观点和流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关方法的重要理论论争主要包括:马克思经典文本在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出来的、初具规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主要包括: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释义: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形成了三种本土化类型,分别是延续型本土化、吸纳型本土化、融合型本土化。三种本土化类型的划分涉及对传统文化、客位文化、主位文化变迁的态度,以及对主客文化关系的评价。融合型本土化更多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经历了短暂的思想启蒙,不再是对主位文化一味崇拜或对外来文化全盘吸纳,而是用批判的方式审视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并通过融合的方式使外来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融合型本土化的一种典型,其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化评估的范式转变、文化价值的整合重塑及文化自觉的逻辑转换三个方面。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表现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回答了怎样生产和怎样交换的问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回答了怎样规范资本和怎样分配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现代建构,回答了怎样流通和怎样消费的问题,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优化思路和解决方案。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要

近年来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两个部分,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上述两部分的学理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几次论战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实践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亟待厘清;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与时代价值这样的命题有待破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技巧的提升——基于实践探索的思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多样中求主导、多变中求主动的现实挑战,也迎来了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的历史机遇。新形势下,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书斋搬到社会各个角落",需着力克服传播形式刻板、政治说教味浓、理论与实际脱节、工作手段落后等毛病,积极有效地探索传播艺术,包括:坚持底线,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群众听得懂的理论诠释新问题,提高传播技巧和解疑释惑的话语水平;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

“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化的历程、问题和意义

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变迁史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沁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肌体,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实践性·科学性·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就是自觉的实践性、彻底的科学性和坚定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体现着自觉的实践性;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体现着彻底的科学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体现着坚定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内核环环相扣、逐一推进,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是从整体上领会和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从“碎片化”到“空无”: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祛弊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经历了从对意识形态“碎片化”中介的批判到对“空无”主体重建的历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汲取马克思思想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认识论哲学立场,仅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批判,而有意搁置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革命实践向度,这导致了他们非但无法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资本所造就的“抽象”社会人格。唯有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原则高度,我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根植于社会总体结构并超越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

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三次修正主义浪潮——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对左翼政治的启示

20世纪西欧左翼的社会主义政治史历经了三次大的修正主义浪潮,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彻底否弃。最终的结果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素被修正主义全面取代时,西欧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理论辩护力和左翼立场,沦为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修正主义思潮。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可以得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运动,作为以自由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尺度和理论辩护的基础。当这一基础为修正主义所否弃时,左翼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基础、可能性与价值。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建构的历史、价值和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诠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理论形态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回顾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不能回避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苏联起源,以及在中国发展和变迁的历史。所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历史沿革、意义和问题,对于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反映当代中国的基本现实、体现当今时代的基本主题、满足党和国家理论需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哲学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普遍主义”问题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问题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在根本上从属于以现代西方资本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亦即从属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充分表达的“普遍性”思想方式和生存方式,而正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蕴涵着一种超越“普遍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思想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出发理解所谓中国发展的“普遍主义”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揭示问题本身的“现代性”特质,亦即只要人们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一切关于“普遍主义”问题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变成相互排斥又相互支撑的抽象反思,并成为“普遍性”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一个确证;另一方面意味着,依其实质把植根于“普遍性”原则之上的现代性文明,当作一种在“人类历史”中必将历史地成为问题的事物来对待,并从怎样创造一种真正超越“普遍性”文化的发展方式上来积极领会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人民性和现实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理论内容和现实内容。因为中国梦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旨,这就将今天的中国与170年来的历史连在了一起,使中国梦具有了丰厚的历史性;因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所以,人民既是中国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中国梦的主体和原动力;因为中国梦以改革为法宝,在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对着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和改革开放中派生的问题,只能在深化改革和不断改革中前行。这个过程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更接近世界。

上海小组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

上海小组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它最先开辟了以《新青年》杂志、《觉悟》副刊和《共产党》月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其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阐释、教学和论争,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正式成立之后,又联络、发起成立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组织筹备了中共“一大”的召开。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小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中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落地生根的思想进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思想求索中找到的。晚清以来专制王权衰落,传统儒家道统信仰体系开始瓦解,而清朝开明士大夫为王朝自救进行的改革却催生了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往。20世纪初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不能真正解决民族贫弱,他们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大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并对之研究学习,同各种思潮进行论辩,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全新征程。

民本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的解读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曾受到其自身既有知识结构和所处时代问题的影响,相应地,这种影响又会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形成一种不同于经典文本的中国表达。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同样经历过这一思想历程,并在同时代人中具有典型性。李大钊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及其所派生的大众观念、民族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等,在其接受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究竟产生过何种影响?它们之间如何会通?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与讨论,有助于更深一层地理解五四前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传播的思想起点。

人的本质即是劳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劳动问题的两种认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流派中,人性或人的本质问题占据核心地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与对劳动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大致可以分为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前者试图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强调类存在对于人的本质性意义,通过对类的哲学诠释把握劳动的本体论或人类学意义;后者试图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强调社会存在对于人的本质性意义,通过对社会的科学把握来揭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人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立场或基本争论,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英格尔斯之问”:人的现代化的路径澄明及当代回应

人的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的“真问题”。“马克思-英格尔斯之问”呈现对人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的思考,即人的现代化是英格尔斯所认为的忽视制度环境和社会生活,把“西化的人”确立为人的现代性的唯一标准,而马克思指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且必须具有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图景,通过“第二个结合”回答了“马克思-英格尔斯之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价值观

价值观问题的兴起,是西方现代性社会生成的理论后果,是对西方社会古今之变的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努力;价值观领域具体观点的纷争和分歧,本身又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和差异性等原则的理论表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价值观,其价值观上的突出意义在于对现代性社会生成和演变的批判性理解。在当代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观的核心内涵既有利于"祛"现代性生存方式之"魅",又有利于"祛"与这种现代性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种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之"魅",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在充分重视现代性世界历史"天命"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制约作用基础上看到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可能具有的超越一般现代性发展方式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充分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