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思想家论“爱国主义”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从功利角度论述爱国主义的积极效用,将爱国情感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和培育民众公共精神的工具。他们的"爱国主义"观有三个要点:一、否定对"出生之地"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强调理智的爱国主义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二、反对民族狭隘性与民族优越心理,重视外国人的看法,希望一国能在国际社会上做到与己相称。三、将爱国主义与普遍人道联系,视爱国主义为一种通往对全人类的世界主义的必要步骤。

新媒体时代“疆独”网络分裂主义及其治理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及其衍生出的面书、推特、微博等新社交媒体,日益被"疆独"势力所运用,逐渐成为其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平台。"疆独"势力借助新媒体,建构虚拟空间强化族群认同,整合全球势力,进行国际动员以及谋求国际化目标。与"疆独"势力争夺新媒体话语权,应成为今后我们治理"疆独"分裂主义的重要手段。

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

无政府状态并不妨碍等级制的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着程度各异的地区等级体系,崛起国在面对既存的地区等级体系时应采取怎样的介入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地区等级体系具有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权威身份,并由相应的地区机制加以维持。崛起国制定介入战略时,需要分析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从属国、主导国与从属国这三组双边互动关系。对地区等级体系和三组双边关系的分析,构成了研究崛起国介入战略的分析框架。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构建起由其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平台,在地区等级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与各国深化合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不仅实现国家利益,也不断加深介入程度。中国运用外交智慧,走出了一条"包容性介入"的道路,推动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分析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的战略过程,总结经验教训,既可以完善理论分析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外交的继续拓展提供借鉴。

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文化与伊朗核危机

大屠杀记忆是当代犹太民族集体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以色列理解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棱镜"。它塑造了以色列战略文化中的关键特征:恐惧与攻击共存,倾向于从最坏处着想,注重和依赖军事权力,倾向于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来应对生存性威胁等。它使以色列将伊朗核项目解读成对以色列生存构成"大屠杀式"威胁的因素。而伊朗政府不明智的否定纳粹大屠杀的激进言论,正好激发了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焦虑和威胁认知,从而加剧了伊朗核问题的危险性。以色列在这一问题上从最坏处着想的倾向,使得现实主义的核威慑理论变得不太现实。由于大屠杀记忆带来的愧疚和补偿心理,西方国家将严重关切伊朗核项目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并对包括先发制人打击在内的以色列强硬政策持更加同情的态度。

跨国技术援助与国家能力建设

国家建设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受援国的国家能力发展为目的,通过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支持、知识传授、人员培训、信息咨询等外部援助,帮助、引导或促使对象国建立或发展与其环境相协调的国家制度。这种援助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援助基础上产生的,援助领域虽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其本身却具有"去政治化"的独特特征。由于强调其技术和知识优势单一、线性的发展思维,早期的技术援助并不成功。在批评和反思中,参与式发展开始兴起,这导致技术援助供求双方关系模式的变化以及对受援国"本土知识"的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内生性进程,如何将技术援助转变为"弱国家"能力建设上的持久动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

选举援助是冷战后联合国在"建设和平"领域兴起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于参与角色的差异,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大为不同。联合国的选举援助意在达成两项目标:确保作为和平协议之一部分的大选顺利推进,减少因选举引发的纠纷和暴力冲突;协助冲突后国家建立基本的选举制度并发展其自主的选举能力。为达成这两项目标,联合国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发挥重要作用:选举进程的推动、选举暴力的抑制、选举制度的建立及其能力培育。联合国对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有助于大选的平稳推进及选后的政治转型,对其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能力培育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这种以支助某次大选为特征的选举援助也存在一些缺陷。

大屠杀记忆在捍卫以色列中的战略性运用

大屠杀记忆影响了犹太民族认同的塑造,带来了基督教和犹太人之间道义资本的重新分配,使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有了战略性意义。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以大屠杀劫难为由,将犹太民族描绘成"受害者",要求获得特殊对待。对于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政治对手,则通过将之"指认"为"纳粹"或"法西斯主义",否定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对于那些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批评者,则往往将他们贴上"反犹主义"标签,施加舆论压力。但在犹太民族内部,对于沉迷和滥用大屠杀记忆的倾向也存在着许多担忧和批判。

联合国中长期选举援助及其功效分析

选举援助是联合国在冷战后权势拓展的新领域。为协助受援国或地区建立可持续的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联合国选举援助的重点经历了由即时性援助向关注整个选举周期的中长期援助转变的过程。中长期援助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以及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国家层面的选举援助旨在建立能够独立筹划、组织和操办国家和地方选举的一系列选举能力和选举制度。社会层面的选举援助则致力于促进公民高质量地、有序地参与整个选举进程,并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监督,从而有益于其长久能力的发展。其中,协助受援国或地区选举管理机构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援助领域,在这方面,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是协助选举管理机构的体系设计和改革,对其机构人员进行能力培训。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的中长期选举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如何平衡技术与政治、超越本土知识等巨大挑战。

当前中东政局新发展中的部落文化因素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部落制在维护中东地区的传统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文化等革新发展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部落文化因素也长期左右中东地区国家政局的走向,掣肘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分析研判中东政局未来趋势,不能不考虑其中的部落文化因素。本文在对中东部落现状进行考察和概览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东地区部落文化的新特点,通过对中东地区部落文化在中东政局演变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探索性思考,以期能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视角来把握中东政局未来走向,妥善应对中东政局新发展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