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贿赂犯罪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由此创立形成的“分体式”发展模式,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匈牙利经济贿赂行为研究

匈牙利第四部刑法典的诸多变化体现了对贿赂犯罪打击的严厉性,也是对当前经济危机的回应。新刑法典简化了腐败刑事犯罪的结构,在同一章中规定了侵犯国内和国外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犯罪,在独立的一篇中将主动贿赂规定为"行贿",将被动贿赂规定为"受贿"。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时期,腐败的走向为买方贿赂卖方,以获得有限供给的物资和服务(优质食品和进口商品)。随着体制变革,在某些领域(商业领域、政府采购等)腐败的走向也变为卖方(承包方)贿赂买方(客户)。

克罗地亚过渡时期反腐败政策的发展与经济犯罪研究

克罗地亚私有化进程始于1991年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成为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犯罪类型。源于预防、制止和打击腐败犯罪、其他严重金融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政治意愿,相关法律规则在私有化进程中发生了改变。《克罗地亚刑法典》就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的立法受到德国刑法立法的影响,但又有其重要的转型特色,经济犯罪的法益定位以经济信用维护为中心加以全面构建。克罗地亚转型时期没收犯罪所得的数据统计,成为观测经济犯罪发案状况的重要窗口。

经济刑法法益二元“双环结构”之证成、判断与展开

经济刑法保护的法益属超个人法益,但无论是个人利益说还是传统秩序说都无助于解决法益理论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应当对作为经济刑法法益的超个人法益进行二元化展开,划分为溯源性超个人法益和独立性超个人法益,构建"溯源性+独立性"的经济刑法二元"双环"法益结构。经济刑法以溯源性超个人法益为原则,以独立性超个人法益为例外。溯源性超个人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可追溯,用以规制刑法解释,独立性超个人法益限于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秩序,用以实现立法批判。

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经济刑法法益

基于个人主义立场或者团体主义立场而产生的法益保护哲学根基选择的左右摇摆,以及出于法益机能考量的法益具体内容的描述与界定,构成晚近经济刑法法益理论演进和发展的两条主线。经济刑法法益在范围界定、规范解释和合理性供给等方面仍面临不足。为此,有关经济刑法法益的新学说不断推陈出新,试图解决其中的一系列难题,却似乎总陷入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