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

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临界点,导致艾滋病更大规模流行的社会因素普遍存在。对其他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不同阶段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艾滋病的污名化、对边缘化人群的否定性裁决(惩处)、采用传统公共卫生的强控制手段以及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等因素,构成了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有效建构的根本障碍。中国要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变革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设立国家传染病基金制度,鼓励民间捐赠,培育公民社会,建立政府、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互动合作关系。

“打击”和“保护”的两难困境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回顾与建议

对不同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不同阶段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艾滋病的污名化、对边缘化人群的否定性裁决(惩处)、采用传统公共卫生的强控制手段以及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等因素,构成了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有效建构的根本障碍。在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由升到降的时间,澳大利亚用了5年,病势凶猛的美国用了14年,经历曲折的泰国用了12 年。而病例出现最迟,有大量国际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已经20年了,艾滋病流行的上升势头却丝毫未减。中国要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必须改变策略,建构一个结构简单、功能健全、国家-公民社会-国际社会有效合作的模式。这一模式对传统的公共卫生控制理念是一种挑战,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所普遍面临的一种治道变革。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构经历了几个复杂的历史性转变。研究发现,这种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反歧视:现代社会必须提升的文明

在我国,卫生部估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84万,其中病人8万,但实际作过检测的只有6万多人,而真正能被卫生机构找到的只有几千人。这一事实表明,艾滋病的预防确实向传统的道德观念发出了挑战,它要求人类在多元化存在的前提下,实现人权的平等,而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从道德的是非判断转移到人道的生存判断。

中国艾滋病社会政策的推进与改革

中国艾滋病社会政策的推进与改革正在经历最关键的时刻。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艾滋病政策推进及改革对解决或缓解艾滋病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必须改变将艾滋病易感人群陷于危险境地之中的文化、价值和做法。在经历了从对抗到协作,从道德至上到多元理性,从“以病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之后,中国艾滋病社会政策正走向理性。但是,要真正达成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标,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Ⅳ）

加拿大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 加拿大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构和澳大利亚比较接近，即由政府提供资金，依靠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开展艾滋病的社会预防活动。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Ⅶ）

在美国，由艾滋病预防引出的伦理冲突和社会矛盾在立法中往往很难统一，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可以不在这种矛盾的中心承担两难的角色，而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将这些矛盾转移给地方和社区去解决。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示范区模式和国家中期模式的衔接

尽管示范区模式本身并没有解决法律打击和保护性干预的矛盾，但因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基层建立保护性干预的组织体制，因此，如果我们将示范区模式嵌入国家艾滋病社会预防中期模式时将不难发现，国家中期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关系被示范区模式掩盖了。一个在理论建构上看起来系统严密、功能齐全的艾滋病社会预防国家主体模式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建议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要有效遏制艾滋病在中国的进一步大规模流行，当务之急是必须建构一个结构简单，功能健全，政府职责和社会力量有机协调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