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驱动最优化:不确定性、统计理论与管理应用

现代管理决策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不确定性。随着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化,最优化技术与算力的持续提升,以及统计学与机器学习的蓬勃发展,预测驱动最优化正在成为应对复杂不确定决策问题的有力工具。预测驱动最优化通过整合统计预测建模与决策最优化,实现对不确定性与决策效能的联合统计管理,从而形成统计一致、有效的数据驱动型决策范式。本文聚焦于不确定环境下的统计预测建模与管理决策最优化,分别探讨分布已知(随机型)与分布未知(分布鲁棒型)条件下的预测驱动最优化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介绍预测驱动最优化在运营管理领域的前沿应用研究,并总结若干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与挑战。

数字化投资与认知互补增效——高层梯队理论视角

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认知转变与资金投入的共同推动,即数字化认知与数字化投资的互补增效,而高管团队的结构特征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的背景结构影响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认知,成为数字化投资能否为企业增效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8家医药上市企业2010年—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并检验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和金融背景主导性对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的数字化投资与数字化认知相互依赖、互补增进,两者共同推动企业成长性价值;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能够强化两者的互补效应,而高管团队中金融背景成员的增加会弱化该效应.

中国的碳中和: 技术经济路径与政策选择

2020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模式、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技术扩展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集成模型,综合评估了我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能源技术路径和经济可行性,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研究发现了2030年的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与碳中和目标的高度一致性,且碳中和要求高排放的“平台期”大幅缩短.单纯的碳价或非化石能源补贴政策均不足以支持碳中和目标的如期达成,而退煤脱油机制下碳价干预与负排放技术的发展激励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政策选项.碳中和下,太阳能和风能成为能源系统的主力,其合计供能比重需达到53%,其次是水电和装配CCS技术的生物质能,分别占比13.7%和12.5%.研究进一步指出,经济代价不应该成为我国推进碳中和目标达成的主要顾虑,在“对勾”型政策成本轨迹下,预估的累积经济成本不超过相应GDP的1.9%,且在政策目标达成之前即可享受到碳中和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

知识关系、知识协奏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知识关系和知识协奏能力影响着共享知识的利用价值及利用效率,也是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文章结合知识学习过程,将知识关系分为知识相似性和知识互补性,以2010—2022年联合申请过专利的中国深沪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知识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知识协奏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知识相似性在知识识别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知识互补性主要作用于知识吸收阶段,对企业创新绩效呈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协奏能力强化了知识相似性和知识互补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相似性更能促进大规模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知识互补性更能促进小规模企业的创新绩效。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背景与实现条件——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在中国发展阶段转型、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以及不断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文章分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明确、创新模式有待改善和政府作用仍需加强,进而提出调整创新主体定位、构建特色创新生态系统以及调整政府角色构建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一轮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从制度逻辑到最优区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展望

制度逻辑理论是组织与管理研究的主流理论分析框架之一。虽然近年来有大量实证研究应用制度逻辑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将西方的制度逻辑框架应用于中国企业战略分析,缺少针对中国情境的制度逻辑归纳总结和理论构建。本文对现有的基于中国情境的制度逻辑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了一个基于多元制度逻辑冲突的时空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本文在多元制度逻辑冲突时空分析框架讨论的基础上,引入最优区分理论对这个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和延伸。本文认为,将最优区分理论和制度逻辑理论相结合,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最后,本文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例,讨论如何将这两个理论视角进行有机结合,将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向纵深推进。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主导力量,这与我国制定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研究探索何种产业政策制定机制促进我国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年以来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中央和地方政策,认为当前我国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央地政策协同。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分析在中央政策颁布之后地方政策的制定机制以及中央政策的进一步更新迭代。研究发现: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主体端(焦点企业、供应端、市场端、互补端、研发端)体现出不同央地协同方式,包括对等协同、增强性协同和选择性协同;不同的央地政策协同方式也体现出在新兴产业的主导政策体系形成之前,政策制定经历了不断试验或试错的过程。研究结果为未来的新兴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商业模式驱动的颠覆式创新范式——基于SpaceX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通过分析SpaceX公司提出的太空运输模式,揭示商业模式驱动的颠覆式创新相关的创新维度。研究发现颠覆性技术可以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但是,商业模式创新同样可以催生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开发;而且,颠覆式创新包含开放商业模式、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等一系列的组织变革活动。研究提出商业模式驱动的颠覆式创新的新范式,打开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过程机制的“黑箱”,强调颠覆式创新需要整体性的变革创新思维才能实现。

强化优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效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大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不仅涉及基础科研问题,还涉及复杂的工程和管理问题。强化优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全面提升大设施效能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在大设施人员经费支持、人才考核和激励制度建设上对设施专业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关注不足,严重降低了大设施专业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进而直接制约了大设施科学和社会效益的发挥。通过对我国多个大设施进行调研,梳理了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与困难。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相关设施的先进经验,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更好地依托大设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生成性IT基础设施如何赋能消费者敏捷性?

企业的消费者敏捷性指企业感知和应对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能力,通过建设IT基础设施实现敏捷性是个前沿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BI、ERP等应用场景和流程较固定的工具性IT基础设施,但它们难以应对当今消费者频繁且不可预知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建设数字中台这种无固定场景和流程的新型IT基础设施实现敏捷性,比工具性IT基础设施具有更强的赋能机制.本研究引入生成性理论,将这类IT基础设施定义为生成性IT基础设施,并探究其赋能敏捷性的机制.针对四家传统企业的数字中台项目的质性研究发现,生成性IT基础设施通过数字知识和流程能力集赋能企业感知和应对可预知变化;通过规模化实验能力集赋能企业应对不可预知变化.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识别出组织敏捷性新关键维度、以及揭示IT基础设施赋能敏捷性的新机制等,深化了组织敏捷性研究;此外,还创新性地对数字中台这一新兴技术及其价值进行了概念化.

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是相互替代还是互为补充——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证据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从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再分配政治逻辑转变为以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市场分配制度逻辑,那么在此情势下企业应该如何选择与制度匹配的战略?基于制度基础观和企业资源基础观视角,本文探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创新导向战略与关系导向战略之间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替代。采用三次全国范围内的私营企业层面的抽样调查数据和我国部分地区宏观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两种战略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制度发展水平、企业政治关联关系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调节。本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地理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对企业战略形成的影响,研究成果对企业管理实践和政府政策制定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理财产品市场服务了实体经济吗?——基于投资收益税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对于理财产品市场是导致了企业金融化,还是优化了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现有研究莫衷一是。本文基于金融产品对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配置效应来客观评价理财产品市场,并利用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税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提供了金融产品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证据。实证研究表明,税改政策激励了企业购买更多理财产品而减少现金持有,这种现象在融资成本较低、主营业务占比较低以及发展空间较小的企业中较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理财产品市场流动性供给的提高,使得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债务融资。进一步地,本文收集并分析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数据,发现理财产品市场流动性的增加降低了受融资约束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其实体经营投入也随之增加。本文明确了理财产品市场对资金供给、需求双方的流动性配置功能;在严控底层产品风险和募资用途时,理财产品市场确实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发展.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研究其对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现阶段研究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跨区域流动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关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研究,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等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外部冲击,整体上增加了金融领域的风险水平,在经济冲击效应、情绪传染效应相互影响的负反馈机制影响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措施对于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及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有重要的作用。未来,需要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持续动态监测和压力测试,金融机构和企业应建立应急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防止因外生冲击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工业用水现状、问题与节水对策

水资源短缺是我国非常严峻的问题,工业用水是我国水资源利用的一个重要用水领域,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工业发展和水资源利用的关系对有效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本文阐述了当前中国工业用水的现状,面临的形势,以及影响我国工业用水变化的因素,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及脱钩方法耦合分析了中国工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系统节水观、建立价格促进节水措施推广机制、合理有效开源节流的对策建议。

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综合平衡问题与对策

资源供需平衡和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既是达到工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也是反映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资源供需平衡和实现资源高效利用视为资源综合平衡,并分析了当前我国资源综合平衡遇到的资源禀赋不足、综合利用效率不高、供需不协调、区域不平衡等问题,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总量平衡、动态平衡、结构平衡”的资源综合平衡观,从资源综合平衡角度分别在评价导向层面、空间层面、产业层面、产业链层面、企业层面、制度层面对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探讨。

中国专利发展:成就、问题及建议

中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迅速崛起成为年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的专利大国,但在这亮丽增长的背后还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本文在梳理文献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外专利数据的比较和解读,归纳和总结中国专利量迅猛增长下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根据对这些成因的分析,我们推导出若干政策建议,希望有助于优化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使知识产权制度更有效地促进科技创新,提高我国专利产出的整体质量水平。

公共舆论和选择性螺旋——中国网络新闻中的美国观

本文旨在结合选择性螺旋理论,通过分析网络新闻的传播路径来探究当前中国民众的美国观,主要通过内容分析以及调节回归的量化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其中自变量为"对于中国而言的媒体导向",因变量为"点击量/转发量",调节变量为"对于美国而言的媒体导向"。研究方法将传统的内容分析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结合,分两个步骤:(1)通过人工内容分析方法对1万条新闻标题进行标识;(2)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标识剩下约3.7万条新闻标题。

基于案例分析对现代资产组合选择的利弊探讨

本文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出发,介绍分散投资理论的诞生、成因,同时引入集中投资策略,通过对典型投资案例深入分析,探讨上述两种投资策略的风险和收益,并给投资者提出了利弊选择的建议。

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人工智能是当前科技界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而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中心。然而,中美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2022年ChatGPT的问世,引发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能力和竞争力的广泛讨论。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过去5年获批的超过12万件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的分析,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专利特征的多维度指标,并基于该指标定义了中美两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前十大企业。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2组企业在专利技术和研究网络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引用率和转化率也较低。中国头部企业的专利主要集中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应用层技术上,并且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技术集群。与此相对,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产出了更多具有高影响力的专利,并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层和技术层形成了多个技术集群。就学术研究而言,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主要与国内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而美国头部企业则表现出更强的中美合作及美国本土企业间的合作。文章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技术能力和合作策略上的差异,并为中国更好地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企业管理启示和3条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