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腐败的特点、成因及治理路径——基于46个案例的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年轻干部清正廉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的百年大计。然而,近年来,年轻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迫切需要深化对年轻干部腐败行为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涵演变与文化底蕴

“革命”一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同时,其含义也随之拓展。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自我革命思想具有内在耦合性,为自我革命提供丰厚的文化依据。从“第二个结合”视角追溯自我革命的内涵演变及文化底蕴,对构建自我革命的理论体系,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政党的公投抉择——基于意大利与荷兰案例的考察

公投机制的引入将部分地转移政党原有的权力,而不同政党对公投的态度却是不同的。无论是选民的参与诉求还是政党既定的意识形态,都难以清晰阐释西方政党对公投的不同态度,理性选择理论对此的解释也不充分。通过追踪分析意大利与荷兰的案例,可全面观察政党面对公投时是如何进行理性抉择的。西方政党对公投的态度遵循利益首位原则,取决于公投是否有利于政党在竞争格局中获得更多优势。政党在议会内的权力地位、政党体系的竞争程度、外部环境的变化都将影响政党的利益计算,甚至会催化政党对公投态度的改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从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基本规则等多个方面对纪律检查体制进行了深层次、系统性的改革,解决了一系列影响纪律检查体制运行的重大矛盾和关键问题,显著提高了纪律检查体制的运行绩效。不仅如此,党中央也加深了对新时代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理性选择下的“工具性自利”——西欧政党政府公投机制的动因分析

文章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公投模式,即“主动控制模式”和“被动触发模式”,并从两种模式中分别选择一个典型案例——瑞士和英国,对两个国家引入和使用公投机制的过程进行追踪分析。文章发现,政党政府对公投机制的接纳并非受民主信仰驱使而主动追求的结果,更多是一种理性计算下的“工具性自利”行为。各政党对公投机制的态度转变始终遵循利益首位原则,原本反对公投的政党会因为利益需要而接受公投,而原本倍加推崇公投的政党也可能会因为利益变化不再支持公投。对公投机制的工具性使用越来越成为西方政党在危机中“自保”、实现“自利”目标的重要手段。

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建构过程与逻辑方法

政党与政党制度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转变始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建立,而自由主义民主体系则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生的。西方理论界通过重塑民主内涵实现了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政党制度则因实现了与民主的概念同构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科学主义的方法之下,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迅速发展成型,然而其主要学说都包含着将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视为唯一参照与目标的一致隐义。只有摆脱政党制度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世界才能释放出创新与发展政党制度的更多可能,人类政治文明才能多元繁荣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自我革命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超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政党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根基。自我革命作为政党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厘清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自我革命思想体系的发展对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特征和“内敛性”属性赋予自我革命的文化自觉,其“修身自省”“知行合一”“民为根本”等文化基因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为自我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智慧。自我革命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更是对传统修身思想、民本思想、革命思想等领域的创新超越。

新加坡集选区制的政治后果——基于1988年以来八次大选结果的分析

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高度相关,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即是对这两种制度之间相关性的概括。作为新加坡独有的选举制度设计,集选区制与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高度相关。这种非完全竞争(或半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安排,既适应了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压缩了反对党参与选举的政治空间,确保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论文对新加坡实行集选区制以来的七次选举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讨论了八次大选中各党在单选区和集选区的议席情况,证实了集选区制对巩固新加坡一党独大体制的制度(或机制)影响,并探讨了新加坡式选举制度影响政党体制的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