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成长的适应性分析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形态具有鲜明的"中间"特色与"弹性空间",运用传统比较政治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是在与不断变动着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互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集中体现为利益结构变迁与宪法制度的进步、阶层结构嬗变与政党制度的完善、组织结构变化与基层民主制度的成长等。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成长与社会结构变迁形成了一种互强的格局和态势。

论级差政治信任的结构特质、成因及可能风险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如果政治信任级差"鸿沟"过大,会滋生相应的社会政治风险,导致政治信任整体恶化,影响社会秩序,增加治理成本等。

制度建设与政治信任的修复

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与滋润。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政治信任困境。在现代社会,确立政治信任与国家制度建设是同一过程,是高度契合的,国家制度建设构造政治信任在根本上是通过制度化不信任的建立健全与有效实施来实现的。中国政治信任的建设不是也没必要彻底消解民众的不信任情感,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信任的修复能力,目标是形成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现代政治信任模式。这关键是要通过激发制度活力、增强制度供给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根据制度化不信任的理念构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为民众施予政治信任形成激发机制,为政府维系政治信任形成压力机制。

论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建设目标的有限性——以社会生态为视野的分析

在政治文化积淀和作用下,中国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政治信任"情结",构筑高信任度也成为共产党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政治经验。但是,在社会转型推动下,政治信任的条件、因素、空间和基础等已经并将持续发生深刻变革,高度政治信任形成的社会生态已不复存在。这主要表现为: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效应造成了政治信任供需结构的失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轫及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共存和矛盾提出了越来越高且日益多样化的政治信任要求;网络政治所形成的政治信任诉求具有丛林化、非理性的倾向;全球化深度扩张为政治信任建设构成了冲击。从社会生态视角看,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只能是有限的,不可能重建高度政治信任。

社会变革、官民关系与政治信任——理解中国国家治理进路的一个维度

国家治理可聚焦为官与民、民与民两组结构关系的调适与规范。官民关系展现着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信任,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国家治理进路的一个维度。官民关系困境与政治信任衰微之间因果关系发生和演化的逻辑机理包括:政治信任结构序列的聚合机理,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机理,传统伦理政治的文化机理,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机理。这呈现了中国发展中政治与变革社会中国家治理的特征、面相与轨迹,也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种进路。这两种进路展开的过程,也是形成新型官民关系、建构现代政治信任的过程。

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成长的自主性特征

政治制度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两个向度。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成长坚守了自主性。这体现为: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治制度建设独立于各种势力的左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政治制度建设摆脱了他国制度模式的"推销"和诱导。正是坚持了自主性原则,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重要制度成果,即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形态的确立。

新媒介赋权与网络政治"悖论"

网络技术革新与网络媒介发展,让契合网络社会的网络政治应运而生,并成为治国理政的最大变量.这可能是正能量、"乌托邦",也可能是负能量、"遭托邦".如此"悖论"与媒介和政治的一般关系相似,但更主要源于网络新媒介的互动性、自主性特征,及其解放话语权、关系赋权机能.网络空间有效治理与网络政治有序发展,需遵循合价值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深刻认识并化解"悖论",即扩大其正功能、减少负效应,让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强增量.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全面领导的价值论探析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最高政治原则。此原则在制度上是结构性的,在内容上则是价值性的,是结构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是“为领导而领导”,而是为了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党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初心使命;党创立并施行人大制度的根本追求;党实现领导与执政耦合的核心要义。这三方面从历史与逻辑结合上,形成了一个价值关联体,深刻揭示了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历史规律性与价值合理性,是理解中国民主之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密码。

规则与标准并重: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类型化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对网络空间国际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厘清网络空间规范的现有发展态势,为各方推进网络规范的成熟提出可行方略。[研究方法]采用类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网络规范、国际关系行为体以及国际组织的类型化操作,分析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文章通过把网络规范划分为网络规则与网络标准两种类型,比较二者差异化发展路径。[研究结论]通过对网络规范类型化研究可见,当前网络规则与网络标准建设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网络规则制定面临诸多问题,而技术标准建设受到非技术因素影响较小,发展相对稳健。

数字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功能性组织角色:以经合组织为例

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数字技术与各类全球治理议题的联系日趋密切,这促使数字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议题。功能性国际组织虽大多聚焦传统的经贸等专业化议题,但在数字空间规则制定领域依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功能性国际组织参与构建数字空间规则的特质在于其具备官方特质,擅长从自身所从事的主要治理议题切入进而开展数字空间规则建设,并强调多利益攸关方概念在数字空间规则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经合组织在构建数字规则上采取了诸多举措,围绕数字安全、数字经济、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等议题制定了一系列与数字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规则,并通过形成联合工作组、共同发布相关文件、借助多边机制加深沟通对话等方式与其他国际机构协作推进数字规则的生成。经合组织还在数字规则建构中从社会学视角审视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未来,功能性国际组织需通过规则构建推动成员国国内数字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深层次推进制定与其治理议题相关的数字空间国际规则,力图使适用于其组织内部的数字规则上升为全球性准则,为全球数字规则体系的完善作出贡献。

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九个论断——基于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的分析

就内在的思想体系性而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主要包括民主的本质评价论、结构功能论、发展战略论等。此三论又涵盖相应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包括本质内涵、评价标准、发展道路、制度体系、参与实践、治理效能、自信变革、建设动力、推进思路等九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思想内涵,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统一,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蕴含的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深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一个重要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将新时代治国理政六种思维方法运用于认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结果。以战略思维谋全局、定方向,以历史思维认识来路、思考出路,以辩证思维统筹兼顾、聚焦重点关键,以创新思维赋予新内涵、推动新实践,以法治思维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底线思维保障方向不变、道路不偏。这些方法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展示了该重大理念的思维品格与理论特色。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命题,是基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两大转型即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从现代化的初级治理向复杂的高级治理转变中所蕴含"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转型与完善"和"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两大任务。因传统的体制弊端与现实治理需求多样性,国家治理的部分领域失效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治理的价值、制度与技术的统一",通过塑造协调的政治制度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民主治理与复合治理的基本要求,从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和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

中国人的民生追求,在价值观及实践路径上,经历了从民本到民权再到民主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生作为衡量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权力下放式的民主改革、民主立法、社会参与、协商民主以及问责制、监察制、纠错制的施行在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较之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促进民生发展的有效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文化与中国式民主

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积淀、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然而,中国文化中不少民主的基因过去大多隐藏于古代先哲的典籍中,没有转换为现实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者。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的探索上,注重发掘与吸收以民为本、为民作主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尊重与践行务实、尚和、中庸等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合宜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为建设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式民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探析

监管公职人员的财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共识与有力措施,并且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公示与内部审核两种监管方式。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反腐威力的原因,在于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缺失。综合考虑我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建立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相结合的双重监管机制,不仅具有适切性,而且可以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

中国式民主的文化解读

由于对中国式民主的文化内涵及精神实质理解上的缺失,导致近年来西方学者从文化视角对中国民主前景的种种预测与中国的实际发展相背离。中国式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借鉴包括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在内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前及未来促进三种民主思想资源形成健康的互动,才能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论文化防腐的网络机制

当文化防腐的实施机制足够强大时,它不仅具有遏制腐败的功能,而且最终能够达到让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的效果。随着网络媒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网络技术可以在促进反腐学术研究、开展廉洁教育、加强舆论监督、推动精英示廉等方面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能力,"文化+网络"的防腐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

文化防腐的网络机制研究

当文化防腐的实施机制足够强大时,它不但具有遏制腐败的功能,而且最终能够达到让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的效果。随着网络媒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网络可以在促进反腐学术研究、开展廉洁教育、加强舆论监督、推动精英示廉等方面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能力,"文化+网络"的防腐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