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转向唯物史观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一生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核心是对资本运动内在矛盾的逻辑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最终达成了对资本主义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使社会主义成为完全的科学。在当代,我们看待人类社会内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同样,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也可以得出对其理论定位和现实意义的正确评价。

“需要—欲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及其当代发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路径

黑格尔在完成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用"需要—欲望"思辨机制构建精神思辨体系,而马克思谈论需要问题则是面向人类生存之根本并对前者构成批判。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家们仅抓住社会发展的某一因素所完成的批判工作都停留于表象世界,未曾像马克思那样触及人类生存需要之根基。由此马克思针对需要和资本逐利之本性欲望问题所展开的批判便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这恰是当代西方理论批判家们无法超越的。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局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当代面临巨大挑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家卢卡奇、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这里尤为突出。他们分别在生产和消费阶段抓住时代的发展要素展开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批判,但是他们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批判要么回到纯粹思辨或走向虚无,要么抛弃人类生存的现实生活,最终都具有局限性。重估这些批判理论及其局限性,更有利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坚持并运用马克思学说,从而体现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体系的再建构

通过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发展的考察以及对现有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省察,得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国家政策根源在于国家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以及农工商业发展失衡;道德文化根源在于人们的欲望在社会快速转型的特殊时空极力膨胀而导致的道德阙如、诚信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治理根源在于政府食品安全治理部门因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针对这些根源,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再建构必须重视发展均衡、治理协调、道德防范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层面上发展不均衡的顶层政策设计,关注社会公平,实现均衡发展;建构合作协调的多属性与层级性治理体系;营造崇尚礼德、趋利守信、厚责忠义的社会道德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