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社会建构与行动者的逻辑：对上海电视剧市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广播电视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快速变迁,促使电视剧的制作、交易与播映等日趋市场化。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围绕电视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参与其中的制片公司、电视台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策略性地主导权力关系的运作。区别于以往"网络结构分析"与"政治文化分析"的市场社会学传统,本文引入了"行动者分析"的视角,将市场视为一种不同行动者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分析上海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实证资料,本文阐明了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及其身处的结构性制约,并对市场秩序的建构性与变动性特征进行了讨论。

动员式治理中的社会逻辑——对上海K社区一起拆违事件的实践考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基层社区正处于快速分化与重新整合过程中,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也正逐步趋向相对化。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上海K社区中一起拆除违章建筑事件的实践考察,发现在当代基层社区的日常治理中,面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街道党政部门必须采用动员式治理的方式来推进工作。而这种所谓的动员式治理实践过程往往以"无情执法,有情操作"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意味着行政部门必然采取社会化的治理方式,遵循某种社会性逻辑。在基层社区不断分化并重新整合的过程中,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反映了社区治理逻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由于雾霾天气的增加、雾霾程度的加重,城市居民健身活动发生了变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选择4个行政区进行调查和访谈,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城市居民的健身活动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主观需求多元化,客观需要的测算与供给资源的对比分析显现出供给的不足,而雾霾环境下对室内空间和空气质量的需求增加又加剧了供给资源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关于雾霾环境下健身活动的认知、健身活动的社交性需求与习惯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从居民引导、健身组织与服务支持、资源利用与创造,以及创新供给结构4个方面提出雾霾天气下满足居民健身活动需求的建议和措施。

迁入者与创意街区的社会建构——基于一种绅士化的视角

面向新经济时代,大城市的经济复兴、都市更新和城市转型表现出与创意产1的紧密关联。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得城市传统空间被重新利用,形成一种空间转换。在创意街区的社会建构过程中,迁入者引发内城的社会分化与文化重塑,导致文化价值的生产和消费转换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意义。城市绅士化使得迁入者通过对内城空间的再发现,一方面提升了传统空间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使得空间增值,另一方面更多经济资源的导入,使得市场与商业力量最终驱逐了创意与艺术,导致创意人群的疏离、创意街区的异化和创意城市的发展悖论。

占卜术与时间焦虑——当代青年的自然节律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的张力

本文以当代青年人的占卜实践为切入点,观察个体的自然节律时间与外在的社会时间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张力所造成的时间焦虑。人们希望通过占卜术调和两种时间之间的张力,缓解个体的时间焦虑。占卜术对时间焦虑的缓解是有条件的:当社会时间的重要性被解构、个体自然节律时间得到凸显,个体体验得到重视、能够感受到希望时,对缓解时间焦虑是有效的;当社会时间的压力未被打破,个体体验未能得到重视、个体没有看到希望时,对缓解时间焦虑无效。占卜术对时间焦虑的作用只能是缓解,而无法解决。个体被卷入抽象的时空状态、个体经验未得到尊重,人试图通过占卜术解释个体经验并寻求意义建构。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及满意度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资料,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并运用次序Log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老人与子女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政策支持状况、个人家庭状况。提出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建设农村老年人与外界联系的农村通讯网络系统、建立农村老年人自我管理的"村老年协会"。

排他性与联通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利用2007年国际社会调查组织"闲暇娱乐时间"课题中的美国数据,本文检验了五类自愿组织的社会参与对人们普遍信任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包容性的组织和排他性的组织,不同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参加包容性社团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且参加此类组织活动的频率越高,形成的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与此同时,参加排他性组织对普遍信任的形成没有明显影响。只有在包容性组织中,个体的联通性才对普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发现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意义在于,为了促进普遍信任的产生,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有益于包容性组织及其组织活动的社会环境。

国有车企如何面对颠覆性技术革命——以上汽为例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过程中,上汽是充满矛盾的车企之一。首先,它“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上汽很早就开始研发新能源汽车技术并取得成果,然而2023年其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均未进入销量前10,不仅落后于比亚迪和“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而且落后于同为地方国企的广汽埃安。^([1])其次,人们对国企的认知被上汽强烈冲击。

新发展格局视野中的消费券发放问题与重构研究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纷纷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本轮发放消费券的省市和规模远超以往。考察当前各地消费券的实践,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短期刺激消费与构建发展新格局缺乏衔接、地方各自为政与顶层设计阙如、财政补贴与财政约束的张力。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新发展格局视野提出将当前消费券重构为财政和金融融合的消费金融券,使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扩大内需的长期政策和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消费金融券的制度设计要与社会结构新特征和新趋势相契合。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金融券,应以财政补贴为主、以重大生活项目消费的利息补贴与信用担保为辅。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金融券,应以利息补贴为主,通过消费金融的方式扩大消费。加大消费金融券的全国顶层设计,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产业的范围和力度。

“洄游青年”的弹性个体化

本文通过对宁波"洄游青年"的深度访谈,从反抗与依赖两个维度描绘当前中国青年既追求自由独立,又主动或被动依赖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弹性个体化模式。"洄游青年"从脱嵌到再嵌入家庭的过程中,践行实践性亲属关系,并导致了原有家庭关系的重构与再演化。而在当前的社会规则之下,青年个体往往走上貌似个性化但实际从众的大众化路径。本文从中国当下的制度设计与内生自我主义出发,探究这种弹性个体化背后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探讨中国青年个体化发展路径,丰富中国个体化研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农民工对城乡双重变迁的推进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农民工进城既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客观要求,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工给农村和城市带来了双重变化。农民工是农民家庭脱贫的经济支柱,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技术和管理人才来源;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

组织印记与中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实践

本文采用组织印记的理论视角,研究国有企业创建时期"企业办社会"的传统对它们当今组织福利的影响,并结合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国企改制对组织印记的改变效果。企业创建时期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当前的实践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只有在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组织印记的效应才可能逐渐弱化。本研究使用全国12个城市随机抽样的公司数据,采用跨层统计方法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提供组织福利方面的差别以及国企改制对组织福利实践的实际作用。本研究发展了社会学的组织印记理论,在实践方面有助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的运营和变革能力。

从“行政干预”到“市场化合作”:国家治理的财政—金融关系视角

本文基于“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财政—金融关系演变及其治理存在的困境。财政—金融关系从“行政干预”转变为“市场化合作”。财政治理呈现显性分权、隐性集权的特征。金融治理呈现显性集权、隐性分权的格局。最后,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提出构建财政—金融关系治理新框架。

政治与市场的互构——宝万之争的并购逻辑转变研究

2015年国内资本市场备受关注的宝能系收购万科股权事件最终以宝能系的退出告终,成为国内具有标志性典型意义的"敌意收购"案例。作为前期具有绝对优势的宝能在后期主动放弃控股权进而逐步退出,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对"理性"行动的塑造值得关注。当前并购行为是金融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将并购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从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建构结构三个层面详细剖析了并购逻辑从市场主导到政治主导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