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包含国企和非国企两部门的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减少管制促进经济增长但扩大收入差距,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U型而非正向线性关系。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寻租回报,管制程度下降0.1个单位,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0.72个百分点。给定扭曲程度,加强法治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先降后升的U型拐点约在寻租回报的1.6处。

中国经济增长：内生还是外生型

现有文献或使用新古典模型或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鲜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适用于何种分析框架进行探讨。根据前者,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和后发优势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根据后者,转向新常态一说不再成立。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经济调整纳入考察范围,利用更适用于中国小样本和单整阶数不一致情况的分布滞后自回归界限检验法,并控制影响资本回报的其他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新古典特征,2008年后,中国经济趋向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一结论与为数不多的现有文献结论恰好相反。2008年之前,中国资本回报率未随投资大幅增加而下降源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抵消作用。

生产率、信贷约束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Melitz(2003)提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讨论了企业的生产率对其出口决策的影响。通过在Melitz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信贷约束,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同生产率一起影响着它的出口决策。本文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在以下情况下企业更容易进入出口市场:(1)项目成功率高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金融中介的外部融资;(2)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较小信贷约束。用中国制造业的企业数据检测理论假设,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本文的模型预测结果。

信用交易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基于货币搜寻理论的视角

不同于货币效用模型(MIU)和现金约束模型(CIA)引入货币的特定方式,货币搜寻模型具有货币更深刻的微观基础。本文拓展了Faig&Li(2009)货币搜寻理论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分析了信用交易对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影响。本文发现:一方面,信用交易使购买者的需求不受当期持有货币数量的约束,从而减少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福利损失;另一方面,信用交易通过影响购买者的货币需求增加了福利损失。因此,信用交易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总的影响取决于信用交易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哪种效应占优。校准模型后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信用交易规模的增加,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是逐渐减小的。由本文的结论可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扩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对提高国民的福利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