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催告令状制度研探——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为例

长期以来,"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严重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之一,由此产生的矛盾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执行催告令状制度的涵义、价值定位、现实和理论基础、机制架构及完善方面进行探索,以期对执行催告令状制度的进一步实践有所裨益,破解执行难。

城市郊区涉农村土地承包权纠纷调查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承包权纠纷案件为视角

衣为邦本,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惠农政策的相继出台,农副产品价格的不断回升,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土地征收、征用等因素的影响,上海郊区农村土地的经济价值逐步提高,为土地权属,土地征用,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收回及合同的履行等原因发生纠纷成为上海郊区法院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案件类型。由于现阶段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传统的农村地区不同,因此城市郊区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除了具有一般涉农纠纷的共性特征,还体现出了与传统农村相应纠纷不同的特点,涌现出了一些具有现阶段城市郊区农村特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四级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及功能配置

与金字塔式的法院体系架构相比,四级法院的角色定位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同质化的圆柱体式结构,由此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法院的专业化角色遭遇冲击,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缺乏保障,立体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形成。综合考量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四级法院的工作特点以及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四级法院的角色定位大致可以设计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核心角色是"初审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核心角色是"上诉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的核心角色是"再审法院"和"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心角色是"政策法院"。为达致如此定位,在案件受理上,要改革管辖制度;在审判业务上,要加强指导监督;在综合事务上,要强化管理服务;在办案方式上,要进行层级划分。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审理的难点问题及对策思考——以上海法院审判实践为视角

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一直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难点所在。在司法实践中,上海市在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主要存在证据在保全、鉴定中面临技术性和专业性、涉密证据的质证、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经营秘密等难题。以期能为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和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借鉴。证据保全、技术鉴定的制度设计应着眼于可细化和操作化,涉密证据的质证制度设计应平衡好权益保护与防止再次泄密两者之间的平衡,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经营秘密需要结合相关判例确立相应的判断标准。

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审视与构建——基于上海法院司法建议信息库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创新举措,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制度运行已经部分异化,需要进行机制改良。宏观上,从能动为民理念树立、依法适度制衡、合作回馈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构建;微观上,从规制制作主体、扩大发布范围、遵守审判秘密、规范行文细节等方面进行完善。

上海市基层法院案件流程管理运作情况实证分析

上海法院是全国法院系统中最早开始研发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的,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在全市基层法院的推行和运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审判流程管理是一项系统化、立体化工程,运行过程中要以服务审判的司法理念为主线,不仅需要横向层面上各条线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而且需要纵向层面上的监督约束。笔者对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进行分析,望能为全国基层法院在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的探索之路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隔代探望权:实践、困境与规范

司法裁判对于隔代探望权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裁判结果和标准并不一致,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是否支持隔代探望权上,法无禁止即可为、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老年人权益保护原则等理由存在适用困境。应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隔代探望权进行类型化区分,并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确立隔代探望权的行使条件、行使方式,有利于促进裁判统一。

英国的基层法院、法官及司法管理——利物浦郡法院见闻

虽然英国基层法院的运作模式与我们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且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有效率不高、审限过长等问题,但英国的法院事务管理服务局、公民咨询局、儿童及家事法庭顾问暨协助服务中心、破产管理署、律师等对司法职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判决的研究起着有效的监督,加上法官的自律,使司法较好地发挥着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涉诉信访法治化的路径探寻——以A法院“院长信”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随着涉法涉诉信访总量（主要为涉诉信访）的居高不下，非正常访、越级访等事件呈愈演愈烈趋势，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的种种弊端不断凸显，“信访不信法”成为了涉诉信访工作的真实写照，甚至发生了如“冯缤穿法袍上访”、“法学教授下跪维权”等舆论事件，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社会各界人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引导涉诉信访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成了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涉农药犯罪案件中行政鉴定意见的转化规则探究

行政鉴定意见与司法鉴定意见在证明对象中有重合性,立法和多数理论观点都赞同行政鉴定意见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在涉农药犯罪案件中,如何对行政鉴定意见进行转化,仍有探究的必要。在司法实践广泛使用涉农药行政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对其的转化规则却模棱两可,甚至不经转化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对实践中的乱象,首先有必要确认涉农药犯罪案件中,行政鉴定意见经转化后可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其次构建相应的转化规则,回应实践中大量使用行政鉴定意见的现实。最后通过对行政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以及健全农业鉴定机构管理机制和涉农案件信息共享机制,更好地发挥行政鉴定意见在涉农药犯罪案件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法官分类的行政化与司法化——从助理审判员的“审判权”说起

法官分类与职权分配本应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核心议题,而今却呈现出学术供给不足、法律规定不佳、实践运行不畅的局面。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法官分类行政化的趋势,由此带来了法官任职资历化、法官身份荣誉化、法官权限混同化以及司法行政化等弊端。为让司法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让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需要重新审视法官分类,推动其由行政化走向司法化:可以将法官分为助理法官、普通法官、资深法官,分别赋予辅助审判权、核心审判权、指导审判权,审理不同的诉讼案件,处理不同的审判事务,并且分属不同的内设部门,以祛除法院系统的大锅饭弊病,走出司法行政化的泥淖。

隐形的“法律”——行政诉讼中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异化及其矫正

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既非立法法源,也非审理依据。但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于法官疏于审查,使得其他规范性文件异化为"隐形的法律"。如此现状,令人堪忧,长此以往,会造成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输"的局面。为改变现状,在实用主义的视角下,建构一套柔性的审查体系是值得期待的。

司法改革视野下审判辅助事务管理模式初探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审判辅助事务管理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课题。立足我国审判实践,建立符合我国司法规律的审判辅助事务管理体系,既是促成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形成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民司法终极目标的现实基础。应从审判辅助事务管理的对象(审判辅助事务的区分)、审判辅助事务实施的主体(审判辅助人员分类及配比)以及审判辅助事务管理的流程(辅助事务流程管理)三个维度建立科学有效、切实可行的审判辅助事务管理模式。

《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条款法外解读

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体现在第23条、第24条、第90条所设立的竞业限制条款中。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较为粗疏，需要对其进行法条之外的解读，以便司法实践中切中肯綮地理解和适用。

“经验”何以成为“法则”--对经验法则适用困境的考察、追问及求解

经验法则之于法官认定事实意义重大。然而自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正式明确经验法则的法律地位以来,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并没有使它成为坚实的"法言法语"印入法官脑海,反而陷入诸多适用困境,适用数量严重偏低,适用质量十分欠佳,修辞意义大于论证作用,华而不实的现象较为突出。如此情状既有法官素质的羁绊等主观原因,也有经验法则的掣肘和司法环境的阻滞等客观原因。为使法官远离事实认定的"自动售货机",在微观层面,需要重构三类适用模式——指引模式、论证模式、中介模式,重塑"反思平衡"的思维方法;在中观层面,需要引入民主机制增强交流,完善程序控制加强规范,推进经验法则的案例化、类型化与体系化;在宏观层面,需要大力提升法官素养,使之兼备法律人"出世"和普通人"入世"的品格,还需构建宽容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理性、负责、温和的媒体环境。

动物致害责任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78条的解释适用为中心

动物致害责任的核心构成要件是动物危险行为的实现,分为发挥机械作用的动物、看到动物而受到惊吓、在人驱使下的动物行为以及动物的自然行为四类情形。动物致害责任主体为动物饲养人和动物管理人,将动物饲养人和动物管理人置于动物保有人概念之下,其必须具备"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和"对动物的支配力"这两个要素。动物饲养人为第一位的责任主体,其可以证明上述两种要素移转给动物管理人而免责。

商标戏仿的法律思考--通过LV案重新予以审视

对于商标戏仿是否一概构成合理使用,是否均可作为侵权抗辩的绝对理由等问题,目前的理论探讨并不清晰;而LV诉HDD商标侵权案,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商标戏仿存在的背景、构成要素以及在侵权认定中的意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实证探微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即"证据"范围不应当无限制宽泛,而应当限于刑事证据,对伪造民事证据、行政证据的行为应非犯罪化;犯罪行为人帮助抛弃昏迷中的被害人在实质意义上具有帮助毁灭证据的性质;本罪的配刑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不均衡,应当设置与包庇罪相对应的刑罚档次。

不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之检讨与构建——以《物权法》第191条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不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我国立法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放松管制再到严格限制的纠结轮回。不动产抵押权追及力更符合抵押权人的利益保护,且与现有民法体系相契合,故应肯定。《物权法》第191条第1款中"抵押权人同意",是指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对转让价款的物上代位达成合意,即抵押权人因同意而获得对转让款的物上代位权,但抵押权追及力不受影响,抵押权人可在物上代位权和抵押权追及力之间自由选择。第2款"转让"专指抵押转让行为,"不得"属于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不影响物权效力。抵押权人虽不同意,但买受人仍可取得负抵押权的所有权,此时抵押权人对抵押物具有追及力。另外,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而产生对实现抵押权额外支付的费用,抵押权人对抵押人享有赔偿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