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双中心方案突破点在哪

上海之前已经明确定位先服务长三角地区，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地方性金融立法，而向中央要“说法”，是发送一个策略性的信号。从这些信息不难看出，上海其实是朝一个更加面向当下和面向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的。或者可以说，上海放弃了包揽天下的宏大目标和口号，而转向了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事实上，上海还要做三个方面事情：人才、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完善法治环境等。

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乔尔·巴肯（Joel Bakan）打开一本病历，在姓名一栏写上“公司”二字，根据其临床诊断，主要由于“惟利是图、剥削成性”，“公司”患有漠视他人感受、人际关系不能持久、为自我利益而持续诈欺、罪恶感等心理疾病；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话，将危及整个地球生态、人类健康和社会形态，并将导致它自身的崩溃——这是巴肯在《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一书中对公司的描述。

从阜阳个案看改革路向的选择

又是阜阳12004年在阜阳泛滥的毒奶粉导致的大批“大头娃娃”，引发公共卫生危机。四年之后，阜阳又爆发了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主要表现为手足口病，到5月10日，阜阳发现了6188例患者。灾难得以横行肯定伴随着人祸，此次EV71疫情之所以扩散面如此之大，不仅仅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破坏性，政府部门此前的不作为和应对危机的不得力是造成这一灾难的基础。

“黑”身份难“洗白”

7月23日，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执法总队、发改委、工商局等八部门约谈滴滴快的、优步等专车平台，并指出专车平台利用私家车、租赁车辆从事运营服务涉嫌非法运营、逃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四宗罪”。以往对专车平台，往往只有城市运管部门出面约谈，这次却出动8个部门，专车平台的“违法行为”似乎有点严重。

自由与自由的限度

在观念上视自由为最高价值是容易的，但在现实生活中。

大数据的傲慢

对于大数据，简单的定义是，在新技术条件下，不再使用人类之前限于成本的抽样分析法，而是存储一切，分析一切。人们似乎开始相信，只要有足够好的技术，足够多的数据，计算机能比人更了解他们自己。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位顾客向美国零售商塔吉特投诉，称商店竟然给他还在读书的女儿寄婴儿用品优惠券。后经这位父亲与女儿进一步沟通，才发现女儿真的已经怀孕。那么，一家零售商是如何比女孩的父亲更早得知了其怀孕消息的呢？

建立刑事被害人损害赔偿机制刻不容缓

4月22日，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一审判决在西安作出，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法院判决被告人药家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丧葬费15146．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0352元，共计人民币45498．5元：

为什么有的国企工资高，有的国企工资低？

近日，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称，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7％。不过平均工资上涨的同时，且不说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单是国企之中也有不少员工抱怨这“平均工资上涨与自己无关”，原因何在？

一个经济帝国主义者的自由

我的老师史晋川教授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我在这里借用了。这个题目很像乔治·斯蒂格勒的回忆录的名字《Memoisof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信版译成《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是意译。

改革三十年：评价标准的演化

中国改革三十年，回头一望，成绩不小，问题不少。针对改革的反思多半出于一种直觉的感受，即个人的生活是不是比改革之前更好。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问题的争论，其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密关于“体面生活”的论述。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真维斯楼”背后的捐赠逻辑

编辑人语：真维斯楼出现了，很多人质问是不是不久还会有杜蕾斯楼等“品牌”楼出现。为什么真维斯楼会引起如此大的热议？又为什么国外鲜有人用公司名为捐赠楼命名？

禁止打车软件对消费者更有益吗?

在补贴“退烧”的状况下,打车软件到底是否能给消费者带来实际的好处?政府该如何监管?这一新生事物又将何去何从?2014年1月开始,为了培养消费者的习惯,也为了争夺市场,腾讯与阿里展开了猛烈的促销活动,对使用打车软件的消费者与司机都提供补贴,最多的时候,司机一天能得到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