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社会观护制度的检视与完善——以上海闵行法院为样本

社会观护制度是人民法院在长期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探索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制度,起源于刑事司法理念、发展于涉少民事审判、整合于家事审判,在家事案件审理中起到了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闵行法院)经过数年来的探索实践,总结出具有闵行特色的社会观护工作机制流程。但面对家事审判改革,检视现行制度仍存在程序性规范缺失、职能界定不明、法律地位模糊、激励评价机制欠缺等问题。本文以上海闵行法院运用社会观护制度实例为样本进行分析,厘清思路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观护制度整合运用及深入发展并提出完善路径。

解析当事人无明确同意下法院电子送达的规则构建

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中首次构建电子送达“默认同意”规则,将电子送达明示同意扩展至事前约定、事中行为和事后认可,但实践中随着电子送达地址查询的便利,同意原则对电子送达效能发挥的桎梏愈为突出,默认同意并不能解决消极应诉当事人的送达问题。故在探析无明确同意下法院电子送达效力确认困境基础上,通过构建于全国统一送达平台的“互联网+”的电子送达模式,类推适用民事诉讼直接送达及视为送达规则,探索当事人无明确同意下法院电子送达的效力认定路径。

海商法与体育法交错视野下的帆船运动碰撞责任分析

作为海商法与体育法的交集领域,帆船运动碰撞事故的侵权责任认定实质是海商法维护航行安全与体育法倡导体育自治的冲突与协调,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三组关系:一是责任类型层面,帆船运动碰撞事故如果符合船舶碰撞的构成要件,同样属于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碰撞,应当优先适用船舶碰撞法;二是责任成立层面,技术型纠纷通常可以优先适用《帆船竞赛规则》,但基于价值取向、法律效力、意思自治等方面的原因,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责任型纠纷应当优先适用《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三是责任免除层面,帆船运动碰撞事故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时,应以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中心,综合考虑航海活动的海上特殊风险、船舶财产损害的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品行不端等因素,从严认定重大过失。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承运人违约责任

既往我国司法实践较少涉及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的承运人违约责任。关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应当认定民事关系是否存在涉外因素;其次在冲突规范的适用方面,《海商法》第269条作为关于海商海事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一般规定适用,但对于具有消费者合同性质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而言,还应考虑《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定;最后就《1974年雅典公约》的适用而言,需要同时考虑公约是否应当优先于《海商法》适用,以及是否符合公约本身的适用范围。关于承运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1974年雅典公约》及《海商法》第五章的规定是以一般过错责任为原则,过错推定为例外。承运人过错的认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损害发生的可合理预见性,二是损害发生的可合理避免性,后者的实质是判断承运人避免损害发生的行为是否合理。

封闭型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涉税问题研究——以应税事实认定为依归

股权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税负劣势,成为市场主体适用其作为融资手段的阻碍。为解决股权让与担保的税负劣势,由担保人、被担保人在达成股权让与担保合意之初即向国家统一的股权质押登记平台备案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在核定应税事实时,将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作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以整体、联系的视角对该团体引发的所有经济事实、法律事实,进行综合认定。

《唐律疏议》“化外人”判别标准探析

《唐律疏议》区分“化外人”与“化内人”,两者身份不同。“化外人相犯”条、“越度缘边关塞”条、“征讨告贼消息”条疏议部分分别就“化外人”“化外人来为间谍”等作出解释。综合《唐律疏议》各条相关内容,“化外人相犯”条关于“化外人”为别立君长者,属蕃夷之国的定义应作为判别“化外人”身份的首要标准。

基层法院庭级审判质效管理机制初探——构建以庭级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为中心的审判管理机制

近年来为了促进审判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无论是立法界,还是审判实务界都开展了积极探索。本文以基层法院庭级审判管理制度为研究对象,从管理学角度,借鉴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结合审判工作实际,从法院审判工作实然状态出发,试图建立一套以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为主的庭级审判质效管理体制。以不同模式下庭级管理分类研究为调研方式,分析在不同人员、案件配置情况下,最为合理、有效的庭级审判质效管理模式。

民事诉讼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事实审与法律审界限不清晰、“陪而不审”等问题。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的陪审员制度,破解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困境,应当适当缩小陪审范围,细化陪审员参审过程,加强法官引导作用,针对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发挥陪审员事实审的优势。

人身安全保护令对青少年群体的救济分析——以上海司法实践为视角

据不完全统计,家庭暴力是导致我国12至15岁青少年犯罪的首发和高发因素,社会应当及时给予纠正和干预。上海作为法治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笔者从我国对遭受家庭暴力群体的法律保护制度及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着手,以上海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样本分析该制度在青少年保护领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以期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切实应用于青少年群体利益保护的司法实践。

司法视域下数字经济的正义之治

数字经济背景下司法治理的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所以需要秉持数字正义的司法观念,将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有机结合起来。数字经济对司法治理具有赋能效应,从诉讼ODR模式的建立到审判的数据共性类案归纳、再到执行的信息化进程,司法视域下法院各阶段的正义实现机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正义目标,司法将通过立法跟进、个案裁判总结、互联网专业审理、法官能力提升等路径规范指引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法治化。

自甘风险规则对于搏击运动的适用与嬗变--基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954-1条的分析

搏击运动可以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954-1条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我国司法实践对此总体也持认可态度。不同于其他体育项目,搏击运动本身即以击倒甚或伤害对手为目的,导致正常风险和异常风险皆有可能造成人身损害,因而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具有较为明显的特殊性。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要求受害人应当能够完全意识到造成损害的风险,从而需要基于危险活动发生特定损害的概率加以判断;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也不应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日常训练以及未成年人参加搏击运动原则上均可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应当规定自甘风险作为减责事由而非绝对免责事由,将其纳入比较过失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明确其与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之间的关系。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模式选择

虽然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但是两者在性质和目的上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适用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模式。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要追究侵害环境公益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而且要对受损害的环境公益实施救济,使受侵害的环境公共利益得以恢复。应结合民事责任具有直接性和优先性的特点,优先选择适用“先民后刑”模式审理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以“先刑后民”模式补充处理不能适用“先民后刑”模式审理的案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念转变和规则建构明确两种模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并在此框架下维持附带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对独立性,明确审理思路,完善诉讼程序、规范调解活动、区分适用证据规则和完善量刑规则等,妥善处理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更好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国际邮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检视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多艘国际邮轮行程受阻。港口国是否接受外国邮轮停靠无关海洋法上的无害通过制度。港口国基于《国际卫生条例》虽然负有授予外国邮轮无疫通行的义务,但在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例外。不应要求一国以牺牲本国公共卫生安全为代价,必须接受可能构成受染船舶的外国邮轮。日本政府针对“钻石公主”号采取的船上隔离措施符合《检疫法》等国内法律的规定。旅客后续可能提起的民事诉讼主要应是针对邮轮公司乃至日本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得当。邮轮船票条款作为格式条款,其中关于适用外国法律且由外国法院管辖的规定很有可能不会得到适用。基于国际邮轮的特殊性以及“钻石公主”号事件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应当尽快修改《国际卫生条例》,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国内立法也应增加国际邮轮的专门规定,同时完善关于国际卫生港口的行业标准。

中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依据论辩——以《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解释论为中心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本身并非关于诉讼的直接规定,该款规定的内容也不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特征,将该款解释为关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不利于我国立法内部的横向协调。我国司法实践总体上也不认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属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应是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特别规定,不是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相应的法律依据应是《环境保护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法制保障论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应当着重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法制保障:第一,放开外资邮轮公司经营出境旅游的市场准入,拓宽船票销售渠道,促进中国邮轮市场经营模式逐渐与国际通行模式接轨;第二,健全邮轮船票规则,审慎考量上海试点邮轮船票制度的经验与不足,着重关注船票条款的审核与公示,保护旅客合法权益;第三,完善邮轮旅游相关法律制度,一是通过《海商法》修改创设邮轮旅游的民事特别规定,二是明确公安机关对于船上治安事件的管辖权,三是修改《国际海运条例》加强对于邮轮旅游运输的管理;第四,推进邮轮旅游纠纷多元化解决,充分发挥调解以及诉调对接机制的积极作用。

邮轮旅游航程变更:法律规制、立法进展及司法实践

航程变更是当前中国邮轮旅游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纠纷类型。天气原因是邮轮旅游航程变更的主要原因,一般均能构成不可抗力,符合法定免责事由。旅游法律允许旅行社对于恶劣天气等符合条件的航程变更免除或者减轻合同责任,旅行社同时负有告知义务和费用退还义务;传统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立法并无关于航线变更的规定,但船长享有对于船舶航次计划的独立决定权。目前中国邮轮旅游专门立法以《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最为典型,其中专门规定了航程变更及其处置。中国司法实践总体上也认可恶劣天气以及港口疫情构成不可抗力等法定免责事由,从而免除邮轮旅游经营者对于航程变更的违约责任。

对基层专业金融审判机构建制的评析与反思

金融案件专业化审判是金融发展对司法保障提出的新要求,但基层法院在金融审判庭设置上做法不一,不利于实现金融案件裁判的统一与高效。本文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7家基层法院为研究样本,对民商事金融案件的审理数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上诉和改判及发回重审的比例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基层金融审判建制专业化程度与审判质效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基层金融审判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与其审理的金融案件数量不显著相关,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不一定能降低金融案件的上诉率和改判及发回重审率,也不一定能降低裁判过程中的错误率。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基层法院庭室分合的人案性有待提高,专业审判机构建制的存废应以专业案件和专业人员为决策重心,以专业案件的科学配比和审判质效为主要参考指标。建议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司法专业化、是否有利于回应金融发展的司法需求为主要依据,确定基层专业金融审判机构的建制形式,优化基层专业金融审判的人案配比,细化专业金融审判质效评价体系,强化专业金融审判人才的纵向条线管理。

论法律赋能诊所教育的评价机制

以对诊所学生和当事人赋能为目的的法律赋能诊所教育,在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中呈快速发展的趋势。对该教学模式进行有效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学主体、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同传统的诊所式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赋能特征是法律赋能诊所教育评价机制构建之基石。其评价机制应当以"两个中心主体、一个基本权能"为目标,以赋予学生能力、赋予当事人能力为维度,注重评价时机的适切性,细分各项内容的评价指标。

《民法典》视野下搏击运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范适用与类型化

搏击运动作为文体活动具有特殊风险,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是其中涉及的主要纠纷类型。《民法典》规定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较《侵权责任法》存在一定变化。搏击运动组织者的侵权责任虽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但认定安全保障义务仍应考虑搏击运动的特殊风险。学校搏击社团活动同时涉及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搏击团体和学校之间应当依据多数人侵权承担责任。搏击运动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根据法人资格的不同情况应是搏击团体或其分支机构。搏击运动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场地设施配置、教学人员选任、教学内容设计、护具配备使用和伤害事件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