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

沙特阿拉伯是＂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中沙人文交往源远流长,为中沙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梳理中沙人文交往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从主要特征、重要意义、成就与不足、机遇与挑战四方面对中沙人文外交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下,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总体人文外交的路径选择及机制建设方面提供若干思考与借鉴。

湄公河委员会本地化与湄公河国家的水治理合作

湄公河委员会是湄公河区域水治理的先行者与重要推动者之一。1957—2015年间历经“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湄公河临时委员会”和“湄公河委员会”三次重大变革,湄公河委员会最终形成了带有“弱制度性”和“域外影响”特点的系统性运作模式。随着自身水治理“自主性意识”的提高、多元化水资源开发需求的增加,以及与区域内新兴水治理机制竞争的加剧,湄公河委员会于2016年正式开启“本地化”战略转向,并在战略规划、决策机制、资源配置、知识生产等方面进行调整,以增强对湄公河水治理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在“本地化”进程中,湄公河委员会也转变了与对话伙伴、域外国家、区域组织的合作模式,其与中国的合作从呼吁加入到机制合作,与美国的合作从交流互动到伙伴关系,与东盟的合作由束之高阁到议题内化。这种由“本地化”催生的地区与国际合作模式转变,为湄公河委员会强化自身在区域水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与对冲大国水博弈带来了积极成效。这一案例也深刻反映出当前国际机制“本地化”的需求、可能与价值,及其与“国际化”相融共处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穆斯林的宗教功课,也对圣地所在国沙特与穆斯林所在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朝觐在中国与沙特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均发挥了纽带作用。自1955年以来,伊斯兰朝觐在四个历史阶段先后发挥了“生命线”“打头炮”“润滑剂”和“新边疆”的作用。总体来看,中沙双方的交往从最初的纯宗教领域到宗教与非政治领域并举,直至迈向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多个领域。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伊斯兰朝觐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回归宗教本质。两国只有在朝觐管理上相互配合并加强合作,才能促进全球朝觐治理的优化和中沙发展战略对接。

评宗教与国家安全关联性研究的新著——《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

[编辑说明]本文原为《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刘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一书所撰的序言。宗教向来就与国家安全有着不解之缘,这是由宗教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宗教或宗教信仰可能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生存的核心价值观,与一般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相比更为持久,而且更缺乏弹性及不容忍妥协。

宗教与国家安全 写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今年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目”。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

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

近年来笔者及其研究团队相继提出了关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框架,其中就包括'信仰中国'和'信仰周边'。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信仰中国'与'信仰周边'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和反思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宗教自由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自20世纪末以来,促进国际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关切,并逐步机制化。美国通过传统外交、支持美国等多国宗教和人权非政府组织海外扩展而广泛介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当前美国推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话语和实践从本质上可对中国核心利益形成挑战,同时有助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海外利益。基于当前世界体系,该战略对当前两国关系的直接影响有限。但由于该战略及其机制的长期确定性、宗教和人权全球接触效应的草根性与滞后性,宗教自由可成为中美长期战略互动中的重要变量。

何为中心?——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理论述评

理论阐释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基本方法之一。本文旨在爬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本文认为,中国基督教史的理论模式主要经历了'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去中心论-后中心论'的嬗变,但却并非线性的变化,而是相互影响,每个'中心论'之下都有目前流行的理论模式。

“网上宗教”现象在中国的现状、特征与影响

"网上宗教"是宗教的虚拟化传播趋势在当下的主要表现形式。近20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境内各主要宗教纷纷参与到了信息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目前,"网上宗教"现象在中国的发展已超越了最初的"萌芽"和"扩展"阶段,逐渐成熟。尽管如此,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总结、概括性的成果也不多见。为此,本文将从总体状况、基本特征和主要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扼要论述。

中国宗教走出去的重要意义

在2014年2月19日召开的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指出,在对外交流中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宗教不仅能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重要平台和载体,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且能为＂和谐世界＂以及＂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和实践提供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资源。在中国国家利益布局全球化、能源需求全球化（尤其是中东化）,以及全球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宗教复兴的当下,

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困境及国际社会的关切

阿富汗塔利班的再度执政,重塑了该国的政治生态,并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自塔利班作为一种自发现象兴起迄今,其自称和他称随着阿富汗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演进而历经复杂流变。当前阿富汗临时政府为谋求外交承认,保持了一定耐性且展开了国际互动,但其两度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为“国号”的做法,引发了国内外的审慎思考。未来对“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外交承认问题,将会对阿富汗国内及国际社会对阿塔的历史书写产生连锁影响。除了对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会牵涉阿塔首次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外,国际社会还对其建立包容性政府、与恐怖组织脱钩、保障人权、改善民生以及与邻国关系等诸多方面重点关切,这些因素将会对阿塔的执政及受国际社会接纳的前景产生直接的影响。

美国的中东和平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馆、承认戈兰高地为以领土、不视犹太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世纪协议”的出台,直至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对以关系上全面突破,其中东和平政策逐步成型,贯穿全程的是美国渲染的伊朗“威胁”。特朗普的中东和平政策是基督教福音派与正统犹太教的共谋,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协力,是力促以色列成为“正常”国家的必然结果。该政策具有对美国内外政治的颠覆性、因循旧例基础上的继承性和多组关系管理上的差序性等特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阿拉伯世界内部摇摇欲坠的团结和巴以和平处境造成严重冲击。拜登政府总体上继承特朗普在阿以关系上诸多突破性举措具有较大可能性。

赵紫宸、蔡詠春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本文是作者关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神学院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研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已刊和未刊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来讨论该学院的两位核心人物赵紫宸和蔡泳春的师生关系,以及他们在困难的时局下为振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所做出的努力。

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77年前在我国发生的'正定天主堂惨案',对讨论基督宗教在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会的整体表现堪称是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本文指出,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此三次'重大结合'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中国基督宗教的这'两个中国化'虽然时间有先后,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中国化',即教会管理权和主权的独立,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和思想独立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狭小;而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当然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教会之林,对普世基督教会做出应有贡献。

“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

'大国学术'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学术强国'的代名词。如'制造业大国'与'制造业强国''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差别一样,从'学术大国'到'大国学术'显然还有很大的跨度。作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学科,宗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学术'的试金石之一。本文试从'大国学术'的高标准出发,讨论当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的现状。

印尼的巴勒斯坦政策:演进、动因及挑战

印度尼西亚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由来已久,本文将印尼的巴勒斯坦政策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印尼建国至2004年,第二阶段为2004年至今。这两个阶段内印尼的巴勒斯坦政策既有延续又有发展。第一阶段内印尼以在政治上声援巴勒斯坦为主,而第二阶段内除了政治声援之外,印尼还对巴勒斯坦进行经济援助,同时利用国际组织的力量来支持巴勒斯坦。印尼一直选择支持巴勒斯坦主要缘于三个因素,首先,印尼支持巴勒斯坦缘于传统的独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理念;其次,印尼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有着独特的情感;最后,印尼国内穆斯林团体的影响。苏西洛总统上台后印尼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相比之前有更深程度的发展,则缘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在外交政策中对伊斯兰因素更加重视。印尼的巴勒斯坦政策也面临着挑战,在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印尼作为一个外围新兴角色能够为巴勒斯坦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另外,印尼与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限制了印尼在双方调解中作用的发挥。印尼国内也不时出现重新考虑与以色列关系的呼声,但这又面临国内强烈的反以情绪的挑战。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深远意义

20l8年4月3同，国务院新闻办公窀以中、英、法、俄、西、阿等语种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由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宗教信仰自由却成为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

海外基督教会对华“网络传教”问题分析--以华人教会为切入点的考察

"网络传教"是"宗教的虚拟化传播"趋势下各种"网络宗教"活动中最主要的一种。目前,"网络传教"已成为海外基督教会对华传教最重要渠道之一。同时,"网络传教"正在突破相关法规的限制,挑战现有宗教管理体制和方式。为此,相关部门亟需未雨绸缪,厘清"网络传教"活动区别于实体宗教的运作方式,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管理思路,引导各种"网络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宗教走出去(代序)

近年来我国政、教(会)、学三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现在讨论中国宗教走出去并非超前,而是'恰逢其时',宗教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宗教界许多团体和个人自觉和不自觉的实践。

基督教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福音派的大规模崛起和政治参与是美国社会的一大景观,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曾经风光一时的基督教自由派或主流派,成为美国宗教界的主导力量。本文归纳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福音化"的基本趋势,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宗教战略的主要特点,并且指出了推动特朗普政府对华宗教战略的三大宗教势力:主要由保守福音派领袖组成的"宫廷福音派",作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政治基础的白人福音派,以及美国跨宗教、跨党派的宗教人权建制或宗教领域的"深暗势力"。三种宗教势力的政治诉求虽有较大差异,但盘根错节、配合运作,不仅策动了美国当前对华"宗教冷战式动员",而且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