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 基于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环境关心的维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环境关心的理论定义出发,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环境关心的测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析结果显示,与二阶模型相比,包括了四个潜在变量(因子)的一阶测量模型更能拟合所收集的数据和环境关心的定义。同时,本文还考察了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对模型中各个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各个因子之间的相关强度和方向揭示了环境关心并不是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态度体系,从侧面说明了环境关心构成的复杂性,且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其社会、人口、经济变量等方面。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基于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背景信息作匹配,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结果,农村(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

"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在关注权力存在的形式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时,理论视野存在着差异。前者的权力概念集中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后者则更注重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宏观领域里或者在低于民族—国家的微观层次上来考虑权力问题;然而,"新政治社会学"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范式来替代经典政治社会学,相反,其理论观点不过是对"经典政治社会学"的补充。经典政治社会学和新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现象都是有价值的。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讨论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旨在分析讨论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范式。通过分析总结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之范文,本文勾勒出经验社会科学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这种范式反映后实证主义逻辑,我权称其为"洋八股"结构。文中重点分析问题、理论和假设三股,讨论提出好问题,做好文献分析的指导性原则;强调假设乃连接理论与经验之桥梁,并分析建构假设的几种常见策略和形式。最后,讨论了"洋八股"与本土化之关系。

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

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一开始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围绕着这一立场形成的"冲击-回应"和"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不但都是将中国作为研究客体,而且都是建立在某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带来的其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的多元化,使得中国研究以中国为"他者"的单纯的客位立场开始改变,不仅作为客体之成员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而且非中国学者也希望既能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国的主体性,又能够通过自身的"他者化"而获得真正理解"他者"的能力。如此,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或许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

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

低碳经济必然与低碳社会相关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必须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中国低碳社会建设面临着选择困境、整合困境、持续困境以及外部突围困境和协同困境。为此,建设中国低碳社会应当充分发挥现有体制的优势,但需推动其必要的功能转换,建立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适当关系。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本文借鉴经济学不完全契约和新产权理论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府内部权威关系的理论模型,将政府各级部门间的控制权概念化为以下三个维度: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诸种控制权在中央政府、中间政府、基层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方式导致迥然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诱发相应的政府行为。这一理论模型为分析中国政府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治理结构、权威关系、行为类型及其变化过程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关的分析概念。本文以环保部门的环境政策实施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解读这一模型,分析其中的权威关系和各种行为的组织基础。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这种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本文讨论组织制度的三个悖论,对这一现象提出理论解释:(1)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悖论;(2)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3)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本研究强调,共谋行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官员或执行人员的素质或能力,其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而欲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对政府组织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有力的理论解释。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快速复兴,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村民自治的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宗族组织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宗族组织在中国复兴的原因何在?(2)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宗族组织的存在,如何影响村庄民主的发展?(3)在一个村庄社区内,宗族与民主之间的互动类型,会导致什么样的治理绩效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1)在华南农村,宗族组织的兴起,是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村民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择。(2)从表面上看,宗族组织并不会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的推广;但是,宗族组织一旦发展之后,会限制基层民主的实质内涵。(3)宗族与民主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只有同时存在宗族与民主的村庄,才具有更高的治理绩效。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就业者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动模型,用以阐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2000年在中国一些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就业者进入市场是由两种不同的机制所驱动:一些人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下岗而被推向市场的非自愿进入。其结果使得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异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收入较高这一现象,仅局限于后期自愿进入者这一社会群体。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与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人,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然而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