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监管体系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自然资源出口措施近年来屡屡造成贸易摩擦。2012年1月,WTO上诉机构发布了中国原材料案的最终裁决,认定中国对9种自然资源采取的出口税和出口配额措施违规。2012年3月,美欧日向WTO申诉,指责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规。一方面,中国的自然资源出口管理措施频频遭到贸易伙伴的发难,另一方面,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生产过程监管不力也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因此中国有必要审视、整改对自然资源的监管措施。澳大利亚作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的监管方面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对其进行考察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改善中国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

服务贸易开放水平的量化研究——基于韩国对中国、澳大利亚承诺的对比分析

韩国在中韩FTA以正面清单做出服务承诺,在韩澳FTA以负面清单做出服务承诺,分析两份承诺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将为中国未来在服务领域的承诺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以中韩FTA与韩澳FTA的承诺文本为基础,结合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与OECD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两种方法,度量了韩国电信服务在中韩FTA与韩澳FTA的开放度,进而从具体承诺、服务提供模式的贡献、以及国内改革等三个维度分析了韩国电信服务开放度差异形成的原因。结论表明:韩国电信服务在入世承诺和中韩FTA的开放度基本一致(35%),在韩澳FTA的开放度比入世承诺大幅提高(63%);这一差异既有承诺方式的原因——正面清单往往沿袭和继承入世承诺,也源于对国外具体行业的内部改革了解不足,缺乏针对性诉求。

再平衡视角下条约控制机制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矫正——《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重回母国主义:外交保护回来了吗?》述论

近年来部分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方采取限制适用范围、强调缔约方对条约的充分解释权、非争端缔约方参与等条约控制机制,由让渡隐身转向最大限度地控制ISDS的过程和结果,对公私利益进行再平衡。中国在中澳FTA和中加BIT中的最新实践体现其顺应潮流加强条约控制的缔约态度和缔约创新。在今后的缔约实践中,中国引入条约控制机制须注意设置兼顾实体和程序掌控的双重控制机制、审慎对待环境健康和安全等例外条款,并探索争端解决的多元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