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的新成果——“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婺源朱子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对朱子学在当代社会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朱子道德学说与当代道德建设、朱子思想的理论诠释继续深入、程朱理学的交流传播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朱子学及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元代前期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与缘由

经历元代初期成吉思汗对朱子学的接受、忽必烈对朱子学官学化的推进后,元仁宗皇庆二年诏令恢复科举与颁布《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标志着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朱子学作为官学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实现了科举、经术教育、朱子学三者的融合,巩固了朱子学“四书五经”学术体系的地位。朱子之学适应了元朝经世致用治国之策的政治需要,与元朝文化高度契合,受到各群体的共同推崇。

“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2023年8月22日、23日,“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上饶玉山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的近百位学人就朱子学研究、阳明学研究、域外儒学与现代化展开了讨论,会议特设“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儒学现代化转化”两个分论坛,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深化了中国思想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濂溪中和论性思想及其对儒家人性论的独特贡献——兼论其对湖湘学派的影响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聚讼不已的重要问题.濂溪以“中正”“中和”“太和”为核心范畴、主要特征和终极依归,并以此为基点,做了上下打通的工作,其人性论上通既存有又活动的太极“太和”原初本体,下通未发已发中和中节的德性修养工夫,并由此扩充为“中正仁义”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可谓天人相合、内外相通、本末兼赅、有体有用.濂溪中和论性思想对儒家人性论有着独特的贡献,尤其深刻影响了湖湘学派,使得湖湘学具备了独具一格的理论特色.

朱子学新探:思想与源流【三篇】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不是封建礼教,而应当是人文礼教。＂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朱熹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等,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通俗地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这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修养问题。它不仅是宋明理学做人哲学的经典总结,还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也是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理论借鉴。

陆陇其、陆世仪朱子学思想比较初探

陆陇其与陆世仪是清初享有殊荣的理学家,被时人并称为"二陆"。他们基于对当时学术的反思和现实的需要,积极阐扬朱子思想,力主向传统朱子学复归,对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朱子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朱子学思想上,他们都有着实学倾向,主张理气合一和强调躬行践履,但在对太极的阐发、对心学的态度和对居敬的理解上又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朱熹与南宋上饶书院及其理学传播考述

南宋上饶书院教育的发达,得益于理学和心学在上饶的盛行,朱熹更对上饶书院及书院理学传播的兴盛有直接的影响。上饶是朱熹的故里,他曾讲学于上饶余干东山书院、婺源汪清卿之"敬斋"、德兴银峰书院和玉山草堂书院,留下了被称为"晚年亲切之训"的理学名篇《玉山讲义》。大师过化存神,程端蒙、董梦程、柴元裕、陈文蔚、饶鲁等上饶的朱门弟子,纷纷效法其师,创建书院,讲学授徒,在培育大批人才的同时,将朱熹的理学思想传播到上饶各地,使上饶地区弥漫着崇文重教的浓郁氛围,也有助于上饶公序良俗的形成。

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以朱子学为例看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元代朱子学发展主要特点新论

元代理学呈现出“以朱学为主导”“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朱、陆合流趋向”“务实”等基本学术特征,此外,和前代相比较而言,由于民族差异与崇儒背景不同,朱子学在理学多元发展中虽得到极高尊崇,但并未实现独尊,反而呈现出民间化、大众化的“学倡于下”新趋向。朱子学的传播与影响力带有分层次与地域性特点,北方学术更为糅杂,南方学术则更为纯正。总体上,元代朱子学形成了以雅正为特征的“流而为文”学风。

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会议综述

为了研讨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儒商精神的现代契合问题,推动当代朱子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福建省闽学会、台湾朱子学研究会与上饶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台湾海峡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婺源县朱子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协办的＂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于2017年10月18日-19日在朱子故里婺源隆重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韩国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大会。

批判与融合:儒佛关系视域中的佛教朱子学论略

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在宋以后的突出代表,朱子学说中既有与佛学相一致的思想成分,因着朱熹个人强烈的辟佛立场,二者也有思想上相冲突的因素。正是这种冲突的因素构成了宋以后禅宗高僧批判朱子学的关键性条件,也是佛教朱子学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禅门高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朱子的门户意识、佛学素养、儒佛之异这些有碍双方融合的思想立场方面。对于佛教而言,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厘清认知、消除偏见,进而为儒佛的全面融合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种以批判求融合的方式对于形成佛禅自身的儒学观或者说朱子学立场而言,具有鲜明的佛教思想特色,对于建构佛教朱子学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朱子学提纲》之朱子学精神

钱穆先生为《朱子新学案》所撰写的《朱子学提纲》是指导世人学习朱子之学的重要文献,对朱子学之大体与各精华做了概论。在朱子学精神方面,钱穆认为朱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既明得前人本意,又发挥自己新意;既汇纳群流,又扩其范围;既为精粗具到,又采撷精华,由此而成为集儒家之大成者。

朱子学与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化

朱子之学是经世致用的治道思想体系,成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对宋以后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化提供了基石,推动了传统法律思想实践的社会化,尤其是朱子学对义利之辨与士商经济的重新演绎,触动民事法律的扩大化,改变了社会诉讼观念。

朱子理学与明清廉政文化建设

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在自身修养、选才用人、惩治贪腐、仁政恤民等方面,对明清时代建设廉洁、廉明、廉正、廉能的廉政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也产生了一批以朱子理学廉政思想为行动指南的清官,其中以海瑞、于成龙为代表的廉官能吏,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政治实践,为明清廉政文化吹进了清新之风。

近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概述(2011-2017)

近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集中在校勘考订、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史学思想、史料编纂、现代价值与普及工作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也开辟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有关《资治通鉴》的著作有十余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注、品读、札记等类的书;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鉴学"的发展。但也存在选题方向较为集中、研究视角不广、缺乏通论性的专著等问题,值得学界重视与努力,以推进《资治通鉴》有关研究的新进展。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乾嘉朝朱子学“式微”辩

乾嘉朝时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变化,考据学一时兴盛,传统朱子学出现了相对弱化的情形,但并非达到学界所认为的“式微”程度。从学者群体影响看,乾嘉时期,依然存在着一大批朱子学群体,有的能够与戴震比肩;从地域看,考据学主要盛于江左,远不及朱子学的南北上下;从成果数量看,朱子学著述编撰刊印丰厚,远非考据学著作可以比拟。作为官学化、制度化的朱子学得到尊崇,各学术派别不敢“显背紫阳”。

阳明学派以“无我”解“克己”的思想内涵及其意义

王阳明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克己”,继承程朱而将其解为“克尽己私”,认为既要克除私欲,也要克除私意;同时又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讲“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以“无己”“无我”解“克己”,以为“克己”就是不要“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从而“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继承和发挥了王阳明对于“克己”的解读,认为“克己”是“不学不虑”的“天德”,而不是“强制为功”“意识安排”的“人为”。应当说,阳明学派的这一解读,把“克己复礼”不仅仅看作工夫,而且同时也看作“无己”“无我”的境界。这相较程朱的解读而言,对人的欲望的正当合理性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具有理论的创新价值,可以为当今学者重新解读《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克己”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