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朱子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贡献

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建构是朱熹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一,门人后学为朱子作年谱、行状,编辑语类、文集等,促成了朱熹著述文献文本的最终成形;其二,门人通过协助朱熹,或与朱子共同完善、完成著述,或在朱熹的指导下完成著述,或依朱子遗愿完成著述,是朱子学文献体系形成与完善的重要一环;其三,门人后学从朱子学文本学术概念、四书学文本、《近思录》续修等方面出发,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文献体系。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完善与丰富,体现了朱子学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可持续意义。

论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扬

朱子学的鼎盛,其门人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对朱熹学说的承继、发扬、传播,实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历代学者的学术思想,绝非凭空乍起,必是前有所承,后有所启,若是忽略师承的部分,便无法得知其人对师说的阐扬与省思,会造成学术史研究的断裂甚至空阙。因此,特以程端蒙为例论朱子门人对朱子学的接受与阐扬。

朝鲜华侨与朱子学传播

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朝鲜华侨在朱子学传播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朱子学介绍到朝鲜,参与朱子学的研究和运用,使朱子学在朝鲜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正心、诚信、仁学到理性爱国——朱子理学与当代大学教育

朱子倡导以理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以育人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书院为模式的教育实践,其在宋元明清时期对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具有着重要地位,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善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对朱子理学的分析、反思,参照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从"正心、诚信、仁学、理性爱国"思想出发,科学引导大学生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明清江西商人与晋商的比较

有人说: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也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以上两句话,都是进一步了解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举足轻重的江西商人与晋商大商帮的这一历史事实。如果把这两个地方性商人集团作个比较,对于我们研究商业史和对现代商业的经营会有所裨益。

义利公私之间:张栻对君子人格的理学诠释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中心问题之一。以张栻为代表的宋儒,将义利之辨提升到判别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的"第一义"的高度,并被赋予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诠释,又通过天理人欲之辨,引入"公私之辨"这一命题,使得义利之辨既具备了体现形而上天道的价值根源,又具备了指导士大夫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的现实功用;既成为士大夫修为君子人格的现实标准,又成为政治上治国平天下、文化上对抗佛道的理论武器。

朱熹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学诠释——以《论语集注》为中心

孔子和朱熹都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研究他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孔子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念和原则方法,奠定了中国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架构,如"为己之学"、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外礼内仁、学问思辨行、学为君子儒等。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集大成者,其教育思想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从朱熹《论语集注》中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学诠释入手,深入探析了朱熹对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而彰显朱熹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格物致理与努力践行--《皖籍思想家文库·朱熹卷》对朱熹思想研究的新尝试

朱熹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取得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高水平的成果自然也不在少数。例如,关于朱熹传记的代表作有束景南的《朱子大传》①、张立文的《朱熹评传》②等。关于朱熹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有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③、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④、高令印的《朱子学通论》⑤,等等。《皖籍思想家文库·朱熹卷》也是近年来在朱熹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最新成果。

论宋以后禅门清规的礼法化及其影响

禅门清规演至宋代,受宋代理学思潮的逐渐强势以及儒家礼法规范的制度统摄地位的强化的影响,其规范思想也逐渐被儒家的礼法思想所侵淫,集中之表现就是禅门清规的礼法化倾向。这种礼法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内容上对儒家礼法规范思想的全面吸收合荣摄,精神上向着礼法规范的规范精神靠拢。这种礼法化的倾向更是成为宋以后禅门清规思想开展基本的内在意义诉求和价值体现。

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文章通过从老一辈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对史料的重要性的关注、时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的正确阐述、对史料学研究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对古典文学作品中史料的发掘和探讨等四个方面,深入地探讨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并评价了翦伯赞的史料观及其对史料学方面的探讨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及其对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朱熹盐法思想

朱熹作为封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盐政管理也十分关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盐法思想:反对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主张实行多种管理模式;提倡盐价“随其所向”,反对“一定其价”,力求不与民争利;择其不可行之甚处,小变其法。

“心外无物”与“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与贝克莱对心物关系看法之比较

王阳明和贝克莱虽然都主张事物只能存在于心内,但两人对心物关系的看法却存在很大的不同。两人都把心看作本体,王阳明把心看作道德的本体,贝克莱把心看作世界的本体;两人都从主体性的角度解释物,王阳明把物解释为事,贝克莱把物解释为观念的集合;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强调要实现心理合一只能在心上下工夫,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强调只有心灵能够支撑事物的存在。因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王阳明的哲学走向了道德形而上学,贝克莱的哲学走向了客观唯心主义。

论张履祥与陆陇其思想之异同

张履祥与陆陇其是清代入祀孔庙的名儒,均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大师,他们的思想对清代学术思想传承及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张履祥是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其后期为学由王学转向朱学,并站在朱学的立场传承刘宗周的学术,成为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陆陇其是清初恪守程朱理学的杰出代表,他积极阐扬朱子思想、力主向传统朱学复归,对清初朱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思想上,他们都尖锐地批判王学,对朱子理与太极的继承和阐发上也有着相近的观点,但在居敬穷理的理解上和对实学实行的要求上又有着一定的差异。在明清交替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他们关心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为纠正时蔽学风、救治人心世俗,高举'尊朱辟王'的大旗,为复兴程朱理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试析善治视域下的二程法律思想

在现代社会,我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能否与西方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通过对话使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善政的主要意义在于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律、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1'在现代治理理论中,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

宋明理学生态智慧之天人关系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相处、共荣共生的生命整体。在宋明理学生态哲学体系中,对宇宙世界中人与万物的关系探讨也是理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图在阐述宋明主要理学家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基础上,从宋明理学是充满生命力的生命哲学、不同探讨的历史传承性和学术延续性、相同哲学范畴探讨背后的异同、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性共存等方面,来探讨理学家们天人关系思想上的异同点和闪光点。

试论近代中国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派”——以欧阳竟无和吕澂师徒的僧制思想为中心

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主张主要表现在反对僧制思想的"世俗化"倾向,坚持"僧事僧治"的原则,以使佛教与世俗社会保持必要之距离;反对"出家务俗"的时代潮流,提倡回到根本戒律中去,以"究毗尼"的姿态来重建佛教僧制,等等。在近代佛教僧制思想的"复古派"中,尤以欧阳渐与吕澂师徒二人的僧制思想的"复古"主张表现最为突出。

从宋明人性论探析宋明理学伦理道德结构化发展特点

在中国哲学史里,人性论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值得探讨的核心问题。孟子最早建立较为系统的人性理论,他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肯定人都具有至善的道德本性,可以通过自觉努力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而荀子提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4,把人性规定为人的自然本质;而且'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伪,指人为)也'5。

略论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创设与制度的“入世”创新——以《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的创建及制度的"入世"创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如清末以降时局之动荡、民生之凋敝,乃至佛教自身之衰微、"入世"精神的"迷失"等,皆是其产生的内因外缘。组织,是社会制度的物质载体和基础。实现近代中国佛教组织制度的"入世"转型,其前提就是要建构出严密、系统的佛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