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期内圣道学学术旨归论

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期阶段的起点可以定在乾道五年(1169),而绍熙元年(1190)则成为晚年阶段的起始点。这一阶段,朱熹通过寒泉精舍讲学、寒泉之会、鹅湖之辩、义利之辩以及对"四书"的整理与发挥等学术活动,承续早期"为己之学",以明人伦而格物致知核心,不断完善了其思想体系,强化了内圣道学学术旨归。

曾国藩君子人格养成思想述论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千古完人”。他毕生都在追求完美的圣贤君子人格,从慎独、读书明理、进德修业、立志有恒四个方面进行了建构,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君子人格养成思想,丰富发展了宋明理学工夫论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异姓能否为后——南宋士大夫的解释路径

在传统中国,无后家庭无视传统祭祀原则与国家礼法规定,立异姓为后以存续祖先祭祀的情形一直存在。对于异姓能否为后,南宋士大夫提出了几种解释路径。朱熹从其思想体系的圆融性出发赞同异姓为后,其门人陈淳从一系列历史典故出发坚决反对异姓为后,南宋具有理学倾向的名公判官则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异姓能否为后给出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虽然以姓氏为分类标志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原则构成了反对异姓为后的传统标准,但南宋士大夫对异姓能否为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祖先祭祀所依据的社会分类体系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论者要么创制新的祭祀活动及原则以适应新的社会分类体系,要么对分类体系作出调整以维持原有祭祀活动及原则。梳理这些不同解释路径对于厘清南宋理学阵营的内部构造以及传统社会礼法与民情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