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与学园

柏拉图（Platon，出生于公元前427年）是古希腊哲学的著名代表，在整个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少年时因其体育老师有感他身体强健、前额宽阔而让他改名为“柏拉图”，希腊语“宽阔体魄”之意。他早年师从苏格拉底，被其恩师视为“在梦中见过的天鹅”。师生之间经常以“对话”形式促膝长谈。

全面研究宗教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我们党历来重视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并善于将民族宗教问题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认识和政治策略。但是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升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有三个。

西塞罗：关注神圣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因其口若悬河、能言善辩而被视为古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雄辩家、演说家。他关心政治，曾参政执政，也在从政中遭到挫败，最终被捕杀。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挫折创伤，使西塞罗转向哲学和宗教研究，他感到从中可以找到“快乐生活”的原则，并能明白如何“带着较好的希望去死”。

“拯救”精神

西方宗教文化中的“拯救”精神源自犹太教、基督宗教的信仰传统，是其灵性追求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这两大宗教体系中，其“救主”观念的典型表述为希伯来文的“约书亚”（Joshua）、“弥赛亚”（Messiah）和由此演变而来的希腊文“耶稣”（Jesus）、“基督”（Christ）。“弥赛亚”的希伯来文原意指“受膏者”，因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和祭司时敷膏油在受封者额上而得名，意为受上帝派遣者。古代犹太国灭亡后，犹太人相信上帝将派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故此“弥赛亚”成为犹太教中“复国救主”的专称。基督教诞生后宣称其信奉的耶稣即“弥赛亚”（希腊文译为“基督”），但他不是犹太人的“复国救主”，而是全人类的“救主”。因为基督教相信上帝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基督”即楷“上：帝拯救”．乃“救世丰”。

“谦卑”精神

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载有“自知”（认识你自己）和“毋过”（不要过分）这两大著名遗训，千百年来为后人频频引用、细细品味。西方先贤苏格拉底从“自知”而体悟到“自我认识”的必要，并达到一种“我知我无知”之虚怀若谷、谦卑豁达的人生境界。这被视为西方主体意识的最早表达。在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中，人之主体在神人关系中得以定位。其所理解的神之超然性和内在性相映成趣，由此亦可找出人的本性和命运之奥秘。对人之地位、意义和本质的把握，对人之存在方式和表现风格的探讨，在其历史演变中通过基督宗教的熏染、促进而发展成为西方宗教文化中的“谦卑”精神。

禁欲精神

“禁欲”在不少宗教中都是颇为重要的修行实践，基督教的“禁欲”精神在西方宗教传统中最为典型。人之欲念乃人性表现，而宗教的“禁欲”精神及僧侣主义则被视为“违背人性”，成为其受批评和指责最多之处。但在基督宗教的信仰观念中，人的欲念和贪婪则与罪恶相关联，被称为邪恶和不义之源，“禁欲”遂成为其宗教克服欲念、达到升华和救赎的重要途径。

亨利·根特：集成与求新

中世纪欧洲思想在经院哲学中形成了多种流派、有着不同思潮。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被发现，托马斯学派异军突起，大有独霸之热。在与托马斯派的抗争中，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脱颖而出，比利时思想家亨利·根特就是其中之一。

格罗斯特：光之形而上学

“光”自柏拉图以来就是西方思想家所关注的现象。柏拉图在谈到“善的相（理念）”时曾用“太阳”作比喻，说太阳是“善”在可见世界中产生的儿子，因为有了来自天上太阳的光，人的眼睛才能很好地看见，其对象也能很好地被看见。此后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亦论及“光”之“流溢”。在宗教传统中，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论及上帝首先创造了“光”、分出光暗，而基督教的《新约》进而阐明作为上帝的“逻各斯”（道）是光，其创造的“生命就是人的光”。

埃里金纳：机敏与神秘

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的重建，始于8世纪的“加洛林文化复兴”。“加洛林”指法兰克王查理大帝（拉丁文Carolous Magnus），其奠立的王朝习称“加洛林”（Carolous）王朝。它的特点是以兴办教育、复兴文化的努力来“走出黑暗时期”，在被政治动荡所摧毁的欧洲废墟上开始文化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埃里金纳是一个关键人物。

奥利金：会通两希文明

基督教文明被视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即“两希文明”）的综合与融汇，这种融贯的努力在希伯来文化方面始于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斐洛（约前30年～约后45年），而在希腊文化方面则有着奥利金（Origenes，约185年～约254年）的积极回应和进一步发掘。

“先知”精神及其未来洞见

“先知”表明一种预见、前瞻，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对当下的不同见解或批评、警示。在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中，“先知”精神至少涵括三层意蕴：一为“独立”精神，不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而是保持其独立意识和思考，对其现实处境和世风加以独立、独到的审视和评议；二为“批判”精神，即坚持其针砭时弊的批评，对所处社会有其责任感，起到告诫、警醒的作用；三为“前瞻”精神，以一种高瞻远瞩的预见指出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可能结局，表现出敢为人先的气魄。

数与哲学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曾组织学派盟会，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数学思辨。他在西方最早提出了“哲学”和“哲学家”之词，其原意乃“爱智”和“爱智者”，以表示“趋向智慧的努力”及其实践者。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科学、哲学与宗教密切关联之端倪。

“契约”精神及其律法构建

西方律法传统与其宗教文化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基本构建可以追溯到基督宗教的律法意识及其社会实践。而基督宗教的律法之形成则基于古希伯来宗教戒律和古罗马律法观念。对基督宗教律法传统起着关键作用的乃是古希伯来民族宗教中的“契约”精神，与“神”立“约”成为了一切人世立约的基础和根本。从该意义上讲，西方主流宗教往往被视为“立约”的宗教，其宗教经典被称为“约”，而其基本神学观念则有“契约神学”之说。

亚里士多德：超然之探与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弟子，其思想风格却与其老师及前辈迥异。他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工作约二十年，在柏拉图死后因与其继承人意见不合而离开，随后与柏拉图学派分道扬镳，曾应邀担任马其顿王腓力之子亚力山大的老师，真正有过做“帝王师”的经历。亚力山大继位后成为著名大帝，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但亚里士多德却回到希腊，在雅典吕克昂太阳神阿波罗体育馆处建立学校，称吕克昂学园。

“神秘”精神及其超凡体验

宗教认知通常包含有神秘主义的因素，而宗教经验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神秘体验。这在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中亦颇为典型，由此构成其“神秘”精神和神秘思维的特色。德国宗教思想家奥托在其名著《论神圣》中曾颇为深入、透彻地对这种“神秘”的精神、体验和思维进行过剖析。他认为宗教中对“神圣”的认识乃反映出宗教信仰者极为独特的精神体验和心理状态，

罗吉尔·培根：奇异博士

谈起西方实验科学的创立，应该追溯到诞生于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19世纪的哲学曾因马克思而由“解释的哲学”（解释世界）上升为“行动的哲学”（改造世界），13世纪的科学则因罗吉尔·培根而由理性推断、逻辑证明的科学发展出由实验发现、经验总结的科学。

普罗提诺：充盈与流溢

罗提诺（Plotinos，约204-270年）出生在埃及的来科波利斯，于243年来到罗马办学授课，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被罗素视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普罗提诺在罗马的生涯恰巧是和“罗马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伴随，人生的严酷使他对实际的世界不抱希望，而埋首于柏拉图所创造的“理念世界”之中寻找幸福。

近代基督教学科发展动态

一、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动态 “宗教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始终存在着“宗教”和“哲学”的张力。如果以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代表的“基督教哲学家”象征着从信仰出发，以“信仰寻求理解”的进路，那么以希克为代表的自由派哲学家则象征着对宗教现象进行哲学的反思，不预设某一信仰立场。目前两种进路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对宗教多元现象的解释上。

奥古斯丁：悔过与创新

文化史意义上“西方思想体系”的奠立，可以寻踪到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他在西方文化发展上有“第一位西方的思想家”之称，也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得以交接和沟通的哲学大师。其传奇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可以用“悔过与创新”这一表述来从人性意义上揭示西方社会文化如何告别其曾经辉煌却终归衰落的远古，走入漫长、复杂、在“黑暗”中仍能现出生机的中古发展。

精神与社会：“爱”之蕴涵

“爱”为人间话语中的“永恒主题”，亦是人之生存的“本性”之一。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爱”有“世俗之爱”和“神圣之爱”的区分，但二者之间仍有关联，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