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盯住美元制误解 理性看待增强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面临着多重目标的选择及其搭配。从当前的宏观形势分析,如何处理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关键所在;从更长期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分析,中国面临着调整汇率政策的挑战。如何认识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如何协调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增强汇率制度灵活性会带来哪些影响?有无有效措施对这些影响进行控制?

2023—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23年,世界经济延续了2022年的下行趋势。尽管全球就业形势有所改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全球债务风险高位累积,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颠覆性技术带来深刻复杂影响、歧视性区域主义加速兴起与扩散、“去风险化”政策加剧全球经济“脱钩”风险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开启金色十年新征程成为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主要特征。世界经济“再全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经贸关系政治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成为影响深远的趋势性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中长期因素依然很多,其中关键变量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从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2024年世界经济仍将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上。

“一带一路”与外经贸——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霍建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西亚与东南亚地区促进了东道国的就业与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比达到31%,超过与欧美日的30%。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上贸易发展很快,大有潜力。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整体上优于发达国家。虽然近些年中国的投资增长较快,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60%-70%来自西方国家的政府与金融机构。“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主要来自美西方,有些项目被美国搅黄。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要注意几点:强化环保意识与项目的公开性;贸易投资要增加比例和速度,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国企在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民企在贸易投资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徐秀军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从理念和行动两个维度给世界带来巨变,为中国的国家形象维持和正本清源提供了更多帮助。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总体向好,发展中国家评价大都积极正面,持有深化合作的需求和期待,东方工业园与中白工业园是两个显例。“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即西方打压与遏制以及资金来源。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要落实“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理念。高校与智库、国企与民企、NGO等都要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才能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共建。

2022—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受宏观政策收紧、疫情形势延宕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升级、重大气候灾害频发等因素冲击,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交织叠加,在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短期因素不断涌现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抑制通胀与经济软着陆的艰难平衡、美欧宏观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大规模国际制裁的负面影响、区域经贸科技机制政治化、全球粮食危机等方面的态势和趋势,需要关注和研判。鉴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种种迹象及各种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2023年世界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压力,经济增速进一步降至2.5%的可能性较大。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趋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空前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我国的思想理论建设，而且为中央战略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外关系和外交事业的发展。

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一个简约的生产函数

文章尝试将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因素有机整合入一个统一的简约生产函数,重点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制度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概言之,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良好的国际关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制度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效能产生系统性的促进作用。出于清晰表达的目的,模型对主要变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简化的独立分析,但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等因素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当前应坚定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GDP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和物价水平持续处于低位,本应促使决策者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有效需求,但在许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消除“过剩产能”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突出目标。实际上,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是等价概念,即便考虑产业层面的结构失衡,政府在决定是否应该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时,依然应该看通胀和经济增速变化,而不应该受“产能过剩”的干扰。当前,中国经济既面临周期性问题,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同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目前来看,2024年实现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面临较大挑战,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应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中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加速重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7.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7.2万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一;德国为2.9万亿美元,位居第三。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企业竞争力、核心创新能力和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为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国需从国内和国际着手,提升技术、市场和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一带一路”与南亚——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

林民旺教授是中国研究南亚,特别是印度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西进战略”的延续,具有必然性。十年来,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上升得特别快,原因在于中国真心帮助南亚国家发展,这突出表现在道路、电力等方面;但中国也要注意,南亚国家具有的家族政治特点需要妥善应对。中国与印度的合作,既要务实,又要避免因帮助印度而损害自身长远利益。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访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卢光盛

卢光盛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展示了中国在走向全球大国过程中的综合性考量;“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东南亚方向是“一带一路”合作最顺利、评价最积极的方向之一,基础设施方面成效突出,雅万高铁、中老铁路是范例;云南有三个定位,现在的基本考虑是以昆明为出发点,构建一条不同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面向印度洋的陆海大通道”;在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中,云南大学形成了自身特色,不求做“全能冠军”而求做“单项冠军”,这突出表现在对缅甸研究方面。

“一带一路”与地缘挑战——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黄仁伟

“一带一路”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它有三方面的动因,取得了六方面的成就。在境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他国家缺乏中国的能力水平。党的二十大后,“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应该被理解为“安全与发展”。“一带一路”共建既面临地缘政治挑战,也面临安全挑战。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地缘政治是大安全,企业安保是小安全”。为此,黄仁伟认为有必要采取“板块化建设”等四类措施;可考虑建立“一带一路”部级协调机构以强化“一带一路”的协调与推进。

“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访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针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顶层设计。它统筹发展与外交,是民族复兴的当代实践符号,对中国外交有“以小国带大国”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上提前实现梦想,并激发其他大国参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在评价“一带一路”项目时,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即受益者不如受损者的声音大。李开盛认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可持续性问题,为此要吸引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强化第三方合作。建立“国企带动民企”的机制也应该受到关注;要培育中国的NGO,并发挥外国NGO的作用;智库可以通过专门研究与人员交流两方面发挥作用。

“十五”期间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回顾及“十一五”展望

“十五”期间,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研究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十五”期间世界经济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的研究成果以及其社会影响,同时也提到了世界经济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研究也将迎接第二次高峰。“十一五”期间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互动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内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也需要充分借鉴国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归纳了在世界经济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课题。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亚太经济

1978年,我国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方针。经济政策的这一战略性转变,反过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有利于我国经济开放的因素多于不利因素。

“9·11事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

美国世界贸易中心、五角大楼和其他重要政府设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我们首先对无辜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对恐怖主义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美国本土在本世纪从未遭受到过直接袭击。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事件将与珍珠港事件一同载入美国的史册。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研究——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为视角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国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周边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三个层次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彼此交叉。无论对象国处于哪个层次,中国与其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应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只不过与不同国家交往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对象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体量大小、地理位置、发展阶段等,是我们判断对象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基本诉求的前提,也是处理双边经济关系的坐标。相较于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更加变幻莫测,这就要求我们密切跟踪对象国的实时变化,将现实政治作为确定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依据。鉴于安全利益是中国—中亚的首要利益,因此,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三重关系应以安全关系为重中之重。

世界经济学主要研究机构

一。

破冰世界开放险阻——在《世界开放报告2023》发布暨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近年来,世界开放事业道险且阻,“寒意”犹浓。在多个视角下,世界开放近期的表现均存在明显“温差”。但开放动力正在“破冰”,科技进步、数字智能、绿色发展等正在提升开放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