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与东亚文明

“儒商”是指关怀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具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关注的是儒商与浙商、晋商、徽商、潮商等不同地域特色企业家的关系,“市场化冲突”中的诚信问题,儒商与家族企业,儒商在锻造成长过程中如何区分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等课题,以此发掘儒家精神是如何通过儒商走向经世致用,从而形成经由注重学习以实现创新的东亚文明的企业精神,并理解具有东亚特色的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化。

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评李兵著《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

书院与科举关系十分复杂,研究成果也相当少。李著将研究重点置于宋代以后书院的发展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关联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是一本讨论书院史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类植物的驯化起源研究

近年来取得的植物考古学证据表明,在距今约三万至一万年之间的旧时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对植物性食物的利用经历了由广谱采集到集约—专项采集的进程,并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东胡林遗址出现了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就器物而言,在年代介于距今24000至10000年前后的太行山南端—黄河北部弯道地区的各遗址中,都只有代表单一采集模式的石磨盘出现,而在介于约12000至9000的太行山北麓—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北段地区(即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和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多个遗址中,已出现了由石磨盘、陶器、石镰、石锄等代表粟类植物专项加工和集约采集模式的组合工具,由此构成了诱发驯化的必要条件并产生了具有早期驯化特征的品种。因此,后一地区应该是北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中心。这一驯化过程的产生,是该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作用下,为适应末次冰期以来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特别是距今12800至11500年期间的新仙女木期降温事件造成的动物性食物的短缺,不断开发粟类食物资源引发的必然结果。同时,气候与食物资源的变化以及人口压力也必然导致该区人群的迁移,特别是寒冷时期的南迁。但是,早于距今一万年前的南下人群并没有承载对粟类植物进行驯化的技能,在新的聚居地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狩猎—采集模式。

俄藏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一幅高昌回鶻時期的五臺山文殊圖壁畫研究

有關高昌回鶻時期表現五臺山文殊信仰的繪畫遺跡,根據目前已經刊佈的資料所知,現僅有一幅藏於俄國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壁畫殘片(館藏編號:Ty-776)(圖1),此幅壁畫是俄國奥登堡(S.F.Oldenburg)1909—1910俄國第一次中國新疆考察隊於1909年在吐魯番考察時,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第27窟切割獲取的(圖2)〔1〕。該窟爲平面長方形縱券頂窟。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江户日本的情报分析及世界认识

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允许荷兰商人定居出岛,以提供海外情报为条件,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荷兰人提供的情报,时称"风说",将发生在世界各国的重大事件报告幕府,使江户日本大致维持着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在有关欧洲争霸战争、鸦片战争、培里来航叩关,以及《万国公法》传入等一系列情报的基础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随时调整国策,采取了向"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格局恭顺、适应的姿态。这种认识背景成为明治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

宋代历史述论

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变迁之契机,运用比较的方法,超越特定时空对人的思想的限制,来审视宋代的历史。就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言,宋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传承、创新与重塑的关键时期,其所取得的成就许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宋代社会为其所认知的天下创立、提供了各国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以维系这一历史与地域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使其得以生存、发展与延续近千年。宋代思想与精神实力的先进和强大超乎今人的想象。其文化在思想、心态、制度与氛围均呈现包容宽松的特点,同时,又极其注重对自由的内在自我约束,和无所不在的礼法等外在规范的制约。宋代文化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而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当时最繁荣发达的文明,因缺乏天下最强大武力的保护而亡国亡天下,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与时机。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暨亚欧基金校友会国际学术研讨会（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 Asia-Europe Foundation University Alumni Network（ASEFUAN）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ee）于2014年7月6-7日在浙江大学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亚欧基金校友会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浙江省人才开发协会海归中心联合承办。会议旨在通过学术研讨和交流，增进了解与互信，推动亚欧各界在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构建新型、全面的伙伴关系，推动亚欧两大洲在水资源及环保等议题方面的相互对话、相互了解与合作，为亚欧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进而推动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澳门华商群体的宗教信仰

本文通过对32位澳门华商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探讨了澳门华商的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显示澳门华商信仰天主教者很少,信仰佛教较多,大多数无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间能够和平相处,但中西不同宗教间仍存在隐性的争夺;宗教信仰观念错综复杂,但在世俗化和宗教越来越"融合"的形态下,并不会影响澳门和谐的宗教文化环境。

印刷与市场的相互促进

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l Market），于2009年7月30～31日在浙江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到会学者17人，提交论文19篇，其中国内学者10篇，国外学者9篇，会议论文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施主意愿及其资助与艺术家的独创性

公元5—10世纪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绘画与雕刻遗迹表明:中古时期艺术家的艺术品创作除了受到佛教经典或图像仪轨的制约,还受到了作品的订制者——“施主”或“供养人”的意愿与所支付资金的限制。其通常表现为:首先,施主的祈望决定了作品的主题;其次,施主社会身份的高低与资金提供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规模与尺寸大小,甚至是形式。与此同时,艺术家对佛教图像主题的表达在很大程度显示了艺术家的独创性,这一方面反映在图像的底本创作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画样的选择和修改上。

道佛关系的图像学研究:唐玄宗时期的四川摩崖造像

本文重点研究了四川地区独特的道佛混合造像。通过考察四川三处道佛成对造像及相关碑刻,认为它们都是在唐玄宗扶持道教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都产生于道教为国教的唐玄宗统治时期(712-756),它们的排列方式体现出早期道教所定义的佛道关系,并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是《化胡经》在那个时代重新兴盛的视觉表达。

华人家族企业如何基业长青?——第五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侧记

"富不过三代"一直是困扰华人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重大难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能否突破这一魔咒,探索出能够保证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值得企业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本文以破解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难题的思路为主线,对第五届"创业与家族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2009年1 0月,浙江杭州)上提交的论文进行综述,主要的结论包括:(1)家族成员的创业精神的开发与保持对家族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2)家族企业成长过程必然伴随公司治理的转型;(3)家族成员的职业化和非家族经理的引进同样重要,而其中的关键是家族治理的改善;(4)各国家族企业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城市公共服务问责机制的构建

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是城市公共服的务三个基本参与者。系统构建城市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应着力建设三个基本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问责体系,一要构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问责机制,即构建公共服务生产前的决策问责机制,包括生产者信息公开机制、消费者参与机制;构建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问责机制,涉及生产者能力评估机制;构建公共服务生产后的问责机制,包括消费者参与机制、生产者回应机制。二要构建消费者对提供者的问责机制,包括消费者对城市政府、私人部门的问责机制。三要构建提供者对生产者的问责机制,包括城市政府内部问责机制、城市政府对私人部门问责机制。

北方距今八千年前后粟、黍的传播及磁山遗址在太行山东线的中转特征

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发生于万年前后的桑干河-永定河和大清河-拒马河流域,在九至八千纪的暖、冷气候变化期间开始向外传播,至八千年前后已在西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早期的粟作种植。粟、黍遗存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别显示,二者在8000年前后的种植活动,主要发生自然生境适宜的地区,但也可能与不同文化类型的种植传统有关。在8500之后的寒冷期,迁徙人群主要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南下。磁山遗址的种种特质表明,该地区在8000年前后曾被开发成重要的中转基地,并与磁山文化的北部类型及南部的裴李岗文化共同构成了原住地、中转地和新定居地文化。移民在南下过程中形成的规模化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极大了促进了早期粟作农业在裴李岗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进程。

“我们”是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

作为在杭州举办的"生活与发展论坛",我们应从中华文化传统出发,发掘和理解"我们"的意义。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是说人有共同的人性。《孟子》人心之四端说又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都是来自人心,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性、情感和道德的基础。具有共同人性。

盐业技术：从中国长江流域到世界背景

在海边或者盐泉附近生活，人们会很容易得到盐水，并用其烹煮蔬菜和肉类食物。炎热的夏天，人们甚至可以在岩岸边的洼地发现结晶的盐颗粒，并添加到食物中。这类现象见于世界各地。我们在中国四川自贡市涂井乡的盐井一带，也发现了这类利用自然盐的现象。

人物志与现代复合人格

我们的圆桌会议的主题是"‘我们’与现代复合人格",我准备就这个话题来谈几点自己的看法。我先从人格的概念讲起,每个专业对人格都有自己专门的学术定义,我取了一个比较通俗的,比较流行的一个定义。所谓人格就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包括人的道德品质,这是最一般的,也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定义。从这个定义着手,来看"我们"与现代复合人格。

《北北路路纪纪略略》的史料价值

1974年,韩国汉城亚细亚文化社影印出版了朝鲜方志《北路纪略》。全书四卷:卷1为"山川总要"和"关防",卷2为"圣迹"和"州郡志",卷3为"故实",卷4为"附录"。但该书既无序跋、著者姓氏,也没有目录、刊行版本等信息,似为一本未定稿。卷首刊载韩国学者李离和的解题,指出该书是朝鲜王朝后期编纂专门记述朝鲜东北部咸镜道①的历史地理状况的方志,内容广泛,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②。

关于《儒藏》精华编《张载全集》编校的思考

校书之难,难在定其是非。本文从校点编辑《张载全集》的亲身体验中立说,全面考察了张载著作佚存情况和《张子全书》的编纂、刊行、著录及版本源流。确定脱离明清诸本《全书》的编辑框架,而按《全书》所含各单书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宋刻善本作为《正蒙》、《理窟》和《语录》的底本,以明万历三十四年徐必达刻本作为其他部分的底本,采用版本价值较高的刻本作校本,且注重各部分文本之间的相互参校。经过辨异同,定是非,既正确地保持了各单书底本之原貌,又恰当地将新辑遗著'横渠三说'(《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和相关资料作为补编,分类附于底本《文集抄》、《拾遗》和《附录》三部分之末,便形成了《儒藏》精华编《张载全集》。本文特举例说明,它虽然有别于中华本《张载集》,但仍然存在是非得失,不是最后定本,当以平常心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