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基于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微观视角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持续巨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管理体制无论在机构设置、人员构成还是职能权限上都发生了变化。各地基层政权从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围绕"撤街强社"还是"强街扩社"推动了区—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街道体制改革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于国家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构依法要求社区(居委会)协助行政,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到再行政化的内卷化过程,严重影响了城乡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全面发展。因此研究国家基层政权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方面的典型改革实践,对我们深刻认知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巨大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互动关系,创新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典型价值。

社区治理和服务视野下的三社联动: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与路径优化

传统科层式的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区服务需求,进行社区治理和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巩固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参与形式,借助协作机制、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推动了社区治理从一元化的"科层制"向网络化的"异层级制"转变,丰富了社区服务的供给渠道。同时,社区治理经历着从传统科层制模式到当下"一核多元"模式再到未来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转变。而在网络化的转型过程中,"三社联动"还需克服多重复合效应产生的问题,优化联动路径,从而确保社区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基”取径——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治国必先治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更好夯实“中国之治”根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治安必先固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抓手,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是着力点,这是由基层组织在平安中国建设当中的特殊地位、特有优势和特别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对“平安为了人民”和“平安依靠人民”等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协同机制是理解和把握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基础工作的锁匙,通过聚合党的政治领导优势、政府的职能优势、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服务优势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优势能够实现基础工作的组织联动效应、社会互动效果、专群齐动效能。基本能力是基层组织做好基础工作必须具备的本领和素养,这需要从加强组织领导、攻坚克难、舆论引导、依法办事等基本政治能力,提升网格能力、科技能力、开放能力、服务能力等基本治理能力以及巩固全面联系、重点维系、组织群众参与等基本群众工作能力入手,夯实平安中国建设的根基。

“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嬗变轨迹、逻辑遵循与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的最新演绎,其首次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等内容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家安全体系的重构。这既是对百年建党历程安全指归的贞固,也是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新形势的涵摄,其中“乌卡时代(VUCA)”是一个重要底色和时代背景。审思“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重构的命题,能够为阐释重构背后的嬗变理路是什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基本逻辑以及重构的现实进路有什么这三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先发智识。“乌卡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在重心、内容、组织、架构等方面的重构,背后体现了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好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等遵循的高扬,完善国家安全的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的工作机制、健全国家安全的要素体系、构建国家安全的防护体系是对其的必然观照和回应。

信访还是信法:新时代基层信访法治化的困境呈现、情境逻辑和路径构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信访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凸显了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是信访沿革的必然趋势,“信访不信法”“以访压法”“弃法转访”是基层信访突出存在的三个法治化困境。情境互动论是探究其深层次困境逻辑的理论支撑,也是对信访场域互动和博弈形式的反映,身份情境、形象情境、叙事情境是三个主要解构维度。基层信访法治化建设应聚焦在以协同治理强化身份认同、以群众路线推动形象叠加、以“五治融合”丰富叙事空间这三个方面。

提质增能建设幸福美好家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成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的有力保障。

赓续百年目标:共同富裕的因由寻绎、意蕴索隐和路径构想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共同富裕”从头部边缘跃向众星中央,从远景目标稳向实践实操,成为接续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航标指针,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谋求的是更高层级、更加全面、更具创新的共同富裕,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的认识和经验的承嬗离合。共同富裕并非同时富裕、同等富裕和杀富济贫、平均贫富,而是安富恤贫和差别富裕,这决定在把握共同富裕价值基准时要从“共同”“异中同”“同中异”三个维度解构盖全无贫、盖均无贫、无贫有别的意蕴。探赜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要摒弃“唯发展”和“唯平等”就是共同富裕的片面思想,要以合法性、稳定性和实效性为护翼,将始点、过程和结果的校正意识贯穿于分配、协同、保障的基础制度安排和统筹、关系、补偿的内在机制创新以及生活、精神、环境、社会、公共服务的联动措施细化等顶层设计全过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落地生根、落在实处。

协作视角下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动态分析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系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从协作性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以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多重协作关系。进而基于协作生命周期理论,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即公共服务内卷化、政府和社会相互依赖以及基本协作要件形成为特征的前协作期;以一核多元主体关系和项目制、岗位制因地制宜运作为特征的协作初期;以复杂网络关系为特征的平等合作的协作规范期;以协作的传承和终结为内容的协作后期四个基本阶段。

农村社区建设的“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形容：“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一比喻被称为“蝴蝶效应”，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完整社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新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人民对实现美好生活的期盼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下我们要着力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同样表现突出。很多城市社区建设存在规模不合理、设施不完善、居民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党和国家提出建设完整社区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引下,把社区建设做细做实的创新举措。

构建基于社区治理理念的居民自治新体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我国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走过了从街居制到社区制的演变过程,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启了一个城乡全面开展社区治理的新时代.《意见》的实施,将对构建我国城乡居民与社区治理的新体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新时代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

服务是最好的社区治理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城市治理的话题备受关注。从城市外来人群的居住问题,到适龄儿童的托幼问题,无不是老百姓关心的焦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社会治理的重心正在下沉,社区治理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忽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需要在城乡社区治理上落细落小落实。社区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和有机组成部分。社区治理的好坏,关乎社会治理的成效。

社区治理的幸福远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基层社会建设发展的历程可谓丰富多彩。1954年以《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的出台为标志开始了以“单位制”为主、

市场机制和信息技术是激活农村社区服务的酵素

我国的城乡人口结构从2011年开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就是城镇人口数量开始超过农村人口数量。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比乡村人口多出1．677亿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同时也让人担心农村的空心化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新时代 和谐美丽的社区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社区发展道路。从“街居制”到“枉区制”，人们生活的社区既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管理型社区，也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组织社会”，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包容发展，

“三维聚焦”彰显社区共治的“天心经验”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素有“处处是文化,满眼皆历史”的美誉,作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天心区通过“党建引领、三社联动、议事协商”三维聚焦,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天心特色的社区共治新路,谱写了新时代社区治理新篇章。

中国环境治理研究(1998—2020):理论、主题与演进趋势

近年来,国内环境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就亟须对其系统梳理和总结,发现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演进趋势,以提升国内环境治理研究的整体质量。借助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以1998—2020年CSSCI收录的2783篇文献为样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研究的基础理论、热点主题、演进趋势等内容展开了深入分析。经过23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且论文数量呈递增态势。环境治理研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环境治理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农村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五个方面;研究经历"开创期""发展期""深化期"三阶段的演变,并呈现出国家政策牵引、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高位驱动"、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化治理并存的中国特质。今后该领域研究应致力于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重视中国环境治理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凝练、深化研究方法,为国际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

数字政府与行政负担:一项系统性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认为数字政府建设会极大减轻公民的行政负担,但新近研究发现这一作用并不必然会发生。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供给方式加重了公民的行政负担体验。要理清这一争议,需要对数字政府与行政负担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基于对17篇文献的系统性回顾发现,对于数字政府而言,数据收集标准、数字系统架构以及封闭算法模型成为行政负担构建的新影响因素,自动数据共享使申诉成本这一新形式的负担更加凸显。同时,数字技术完善、组织资源支持以及公民素质提升等被证实能有效消解行政负担的负面影响。最后,未来还需对数字技术与行政负担构建之间的因果机制、申诉成本的经验证据、农民工群体相关的数字行政负担以及第三方实体为公民减负的路径等进行更多的研究。

印度大都市区治理：制度结构、实践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印度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若干大都市区,这些大都市区借鉴国际大都市区治理经验,结合自身实践,建构了三种主要的大都市区制度结构,即加尔各答模式、班加罗尔模式和孟买模式。这三种大都市区制度结构的共同特点是在大都市区层面建立了统一的治理机构,便于协调大都市区内各个治理机构的行动。但是,在实践中,印度大都市区治理面临碎片化、效率低下、公共服务递送不足、腐败严重等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是由印度大都市区制度结构的内在缺陷。

“三社联动”机制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三个阶段分析

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一种机制创新,"三社联动"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模式创新以及基于政社协作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的形成。本文以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背景,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服务需求问题,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为研究对象,以"三社联动"机制为分析视角,分析购买服务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购买服务前,重在社区居民自治框架下通过基层协商民主和社区组织有序引导居民需求的识别;购买服务中,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化运作;购买服务后,依托社区平台,引导专业社会工作队伍提供专业服务以及在社会组织运作下的居民有序化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