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骚体新变与汉魏文体的演进

骚体为两汉辞赋的重要形式，汉人不仅拟楚骚作辞，而且不断推动骚体的新变：通过骚体句式的散化，使散体大赋注重抒情性和音韵美；通过减省兮字，促成了三言诗、七言诗，完成了骚体的诗化；广泛采用减省兮字的四言、六言句式，推动骚体赋向小赋发展的同时，并促进了骈赋的形成。

牛郎织女神话叙事结构的艺术转换与文学表现——由汉代“牛郎织女”画像石而引发的思考

牛郎织女神话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口头承传的话语形式（文本形式）和以星宿形象为依托的物象形式（画面形式）。缘于上述两种神话表现形式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审视牛郎织女神话，从而发现牛郎织女神话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由这种叙事结构所构成的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上述叙事结构和依托这一叙事结构而构成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因缘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基础与情感认同而获得了汉代诗人的共鸣，并通过艺术实践和文学创作，构建了独具汉诗特色的诗性审美模式。至唐代，牛郎织女神话完成了向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的节俗形式的演变。随之，这种由牛郎织女神话的确立而建构起来的审美模式遭到“解构”，其所具有的艺术范式作用，也被唐代诗人所抛弃。

日本农业起源问题中的绳文农耕与弥生稻耕论

绳文农耕论与弥生稻耕论，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关系到日本文化本源来自何方，是日本自产还是大陆文明渡海传播。绳文农耕论以照叶树林文化论为背景，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形成多数派意见。但不能否定弥生稻耕论的合理性，仍是该说一贯的困境。

现代性反思的方向和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现代化运动，要求对现代性，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我们信以为标准和经典的观念、制度做深入的反思。现代性在很多领域中被仅仅理解为物质生存状况的转变，而精神方向和价值涵义问题被严重忽略。全球化有很多成就，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战争威胁更近，贫富差距更大，环境破坏更严重，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成为空话，伴随着的却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全球化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反思的视野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民主制度都被过度绝对化了，因而虚拟欲望和消费主义膨胀，财富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一切的动力和唯一价值，从而使文化和精神价值被瓦解。对经济活动的理解要有足够的人文情怀，要注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资源，可以成为正在成长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帮助人们从市场主宰经济的困境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历史研究者可以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内的各种遗迹来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研究结果的尺度只能是其接近所要澄清的事实之真相与本质的程度。兰克学派和从司马光到乾嘉学派的考异、辨伪、考据、校勘,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提供的史料批判方法依然基本有效。实证主义史学所受的批评,主要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是吹毛求疵。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但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新实证主义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坚持历史可认知性,以根据证据澄清事实为使命,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不追求语言奇幻、过度诠释,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

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圣谕宣讲是明朝在地方社会推行的最主要的社会礼教形式,大约以嘉靖朝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洪武三十年延续到正德朝,采取木铎老人循道宣诵模式。后一阶段自嘉靖至明末,圣谕宣讲与乡约相结合,以乡约会讲为主要模式。前后不同模式的演进,使圣谕宣讲由原先的"直言叫唤"发展为"阐明事理"、"讲行合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境界。在后一阶段,明代的圣谕演绎之学渐趋形成,不同风格的圣谕讲本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