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20世纪英国的拜占庭研究

本文立足于20世纪的英国、特别是60—90年代拜占庭研究事业的起步、发展、繁荣和学科整合的经验，分析了20世纪英国拜占庭研究的优势、弱势、经验和未来。文中特别强调了师生传承体系在英国拜占庭研究学术群体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并说明了社会资助、跨学科合作、女性参与及拜占庭研究的开放性对促进英国拜占庭学术繁荣的意义。

拜占庭的“展示”研究

本文是2006年伦敦第21届世界拜占庭大会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从公开、自觉的夸示，世俗生活模式的展示和教俗势力所禁止的习俗表现等3个方面阐释了拜占庭帝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展示”（display）自己的方式，并指出，21世纪拜占庭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探寻拜占庭文明对其周边世界的影响，将其“展示”于天下。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及学科性质初探

作为一个建设中的学科,西方文化史研究迫切需要在学理上探讨和论证其概念体系。这个开放的概念体系具有描述的和分析的双重结构,又具有工具的和文化的双重特性。文化史研究的过程就是概念的不断形成、建立、解构和重构过程,即是理论和实践中自觉地对已有的概念重估、更新。对文化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认识都维系在概念体系的建设上。西方文化史的特别之处在于"西方"、"文化"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于西方文化整体内部各文化要素充满矛盾、对立和对话,因而其研究也呈现特殊的面貌。

史墨“革命论”别解——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论罗曼努斯与934年新律

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差别的扩大和土地大量集中于权贵手中。因此，调适权贵与贫弱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历代皇帝，特别是罗曼努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土地问题，罗曼努斯先后于922年和934年颁布了“新律”。其中，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简单补充，而是像前者一样基于公共税收，在沿袭古法，调整古法之矛盾的基础上，针对紧迫而尖锐的现实问题，纳入了对权贵群体的界定等诸多重大内容，把宗教语言与道德说教、抽象的理念与法令的可操作性及严密性结合在一起。这些内容与特征反映了罗曼努斯的人生历程与当时帝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反映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拜占庭与西欧中世纪：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通教授的拜占庭史观

本文从3个方面归纳英国学者詹姆斯·霍华德一约翰斯通的拜占庭史观。1、4—7世纪拜占庭的社会变迁和军区制的改革归因于草原游牧民族大迁徙引起的“蝶震”；2、10—11世纪间小农经济和军区制的衰落，迫使拜占庭皇帝们从约束权力和控制资源两个方面下手，加大与权贵斗争的力度，但收效甚微；3、拜占庭的外交倾向，即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对西方世界事务的关注，是受“统一的罗马帝国”这一意识形态观念支配的；与此同时，在对付来自东方和北方的草原部族时，外交上的实用性和灵活性保证了拜占庭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

1934年日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构想论析

20世纪3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渐渐破坏着凡—华体系的短暂平衡。满足并试图维持现状的英国与不满足并希望改变现状的日本都在思考新的外交方针。从各自利益出发,本因贸易冲突而关系紧张的英日两国曾于1934年构想签订日英互不侵犯条约。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以探析及评价,对于厘清东亚国际史的这一局部是必要的。

人文主义与自然：对一种复杂关系的反思

探讨人文主义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对人类文化属性的强调，人文主义把人性视为文化的产物，并将其与自然置于强烈的对比和对立关系之中。此种人文主义观念对于人类正在遭遇的生态危机有一定关系。但是人文主义并不因此而应该受到完全否定。问题的出路不在于人类文化的重新自然化，也不在于自然的文化化，而在于寻求一种将人性看作自然与文化之合成的新人文主义。借此，人文主义能够将其对自然的传统理解作为人类文化成就的潜能保持下来。同时，它还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跨文化普遍性，使人类能够在保持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分享共同人性，重新认识人类的本质。

论英属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成因

英属新英格兰创建后,清教徒移民不仅带来了金融资本和技术,而且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清教精神。他们在改造北美原始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内部贸易网络,开拓对外贸易,不断丰富出口产品种类和结构。随着殖民地与大西洋贸易体系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新英格兰经济的商业化,不仅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且作为大西洋世界的转运贸易中心,带动了北美经济的发展。

《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译注

恺撒任独裁官后在海外广泛建立殖民城安置老兵,西班牙南部的乌尔索即为其中之一。《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由恺撒生前起草、后经安东尼提交罗马元老院通过,是建立该殖民城时颁布的管理条令。该法令涉及城市运行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行为、宗教习俗等,是研究罗马海外殖民城和恺撒施政思想的重要史料。本文选取的是与罗马城建制相关的条款,旨在探究罗马与罗马殖民城在管理上的因袭。

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路径——解读埃里克·方纳《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

囿于其各自的立场,不管是在美国史学界还是在中国史学界,学者们都对林肯究竟是"伟大的解放者"还是"中间派"进行过激烈的争议。在新社会史主导下的史学潮流中,从普罗大众的视角出发的研究改变了以往林肯研究的刻板和枯燥,而其立足点却往往付诸"今日多数人的道德法庭"。在适当借鉴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埃里克·方纳的《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书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林肯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作者从林肯的政治使命进行分析,肯定了林肯在废除奴隶制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并且认为,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对林肯作静态的解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做法忽略了政治的基本属性和政治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

入关后,特别是在康雍时期,为加强对东北少数民族的管理、填补东北防务空虚、巩固东北边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徙民编旗"政策,将少数民族部众大规模迁入内地,以"新满洲"形式编入满洲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边防,巩固边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以库雅喇为例,对"新满洲"形成问题作一探讨。

美国新闻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探析

美国新闻署作为美国政府实施心理宣传战的首要工具,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凭借其自身特点,一方面发挥宣传职能,积极对苏联和古巴展开强大的心理宣传攻势;另一方面又履行情报信息搜集职能,努力为决策层提供决策参考信息。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美国新闻署助推肯尼迪政府在心理宣传领域取得先机,进而协助美国最终以和平方式成功解决此次危机。

德川幕府在信牌事件中的反应:正德新例再解读

所谓“正德新例”，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由新井白石①提案，并由德川幕府颁布的对外贸易条规，正式名称为《海舶互市新例》（以下简称新例），主要内容是缩减当时日本唯一直接对清贸易港口长崎的贸易额度，限制贵金属的输出。新例规定：日本每年与唐船（即中国商船）交易用的铜上限为300万斤；每年人港交易的唐船数量限定为30艘，贸易额上限为白银6000贯（1贯约等于3．75公斤）；向来航的唐船发放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得进行交易。新例的信牌制度引发了清政府的反应，围绕中国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问题，清朝官员曾产生颇为激烈的争论，最终康熙皇帝默许了日方的信牌。日本制定正德新例的目的及其实施方式，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德川幕府对外交涉的思想意识，则成为中日两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金末蒙初大辽收国的建立及其灭亡

大辽收国是金末蒙初契丹族在辽东反抗民族压迫斗争的产物,其建立、灭亡是金末蒙初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缺乏正确的行动纲领,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试述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边民实行的贡貂与赏乌林制度

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贡赏管理制度,对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等边民实行贡貂赏乌林制度,按户征收貂赋,并颁赏乌林。贡赏制度对管理边疆各族有着重要意义,对巩固边疆和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清政府与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之间通过贡貂与赏赐的制度,维系了中央与边疆民族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