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哲学”作为哲学“回到柏拉图”的根本路径如何可能

李普曼所奠基的儿童哲学是为了弥合时代中教育与哲学的分离而提出的教育变革,是对杜威所提出的“哲学—教育”一体化问题的推进。二人虽在儿童哲学教育的实践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们都赞同“回到柏拉图”。儿童哲学即是回归“哲学—教育”一体的教化本原的努力。深度反思儿童哲学必须回到柏拉图所奠基的西方哲学的源头处,重新思考“哲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儿童哲学的发展不仅是要处理好儿童哲学与蒙学的关系,而且这一问题本身涉及古今中西视域中对未来“哲学—教育”的整体性构型。

哲学作为爱的教育——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思考

在苏格拉底看来,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在其本源上是关乎人的道德教育的,正是苏格拉底通过对爱的教育的探究奠定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爱的缺失与丰盈在哲学作为爱的＂教学＂中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爱的争执与弥合在哲学作为爱的＂教化＂中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爱的节制与提升在哲学作为爱的＂教养＂中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归宿。

休谟哲学“自然主义解读”中的“越界使用”问题及其后果

诺曼·肯普·斯密斯的工作使"自然主义"成为对休谟哲学的主流解读之一,这种解读要求理性不能对情感进行"越界使用"。但是,通过澄清休谟的理性概念,我们发现,根据休谟的理论系统,"越界使用"是无法避免的。"越界使用"的出现使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最终归于失败,自然主义解读失败的后果是休谟的经验推理没有获得恰当的形而上学解释。

马克思的关系自然观对康德自然观的继承与超越

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内涵,仅仅超越苏联教科书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文本是不够的。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和“物自身”观念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才是通向理解马克思自然观的真正桥梁。马克思的关系自然观,从其在康德的思想逻辑中而言,是对康德应有自然观的实现;从其建立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而言,又是对康德自然观的超越。

论诠释的“四方模式”

作者、文本、读者是现代诠释学着力关注的“三方”,基于这种理解,不少现代诠释学家在“三方模式”中展开工作,从而造成了“文本中心”“作者中心”或“读者中心”等不同诠释学观点的分歧。借鉴一些释经学家的洞察,我们认为,诠释过程中所涉及的不是三方而是四方,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中,作为独立的第四方的是“真理”。根据这个洞察,“作者—文本—读者—真理”构成了诠释的“四方模式”。在具体的诠释实践中,“四方模式”的运行方式是:真理作为普照之光照亮整个诠释空间,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存在着循环、可逆的关系。与“三方模式”相较,“四方模式”更符合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两位诠释学家的思路。在“四方模式”下,聆听真理的声音、在真理的引导下不断修正既有理解是最为根本的诠释态度。

现代性问题与形而上学的重建——兼论孙正聿的本体观革命

形而上学的没落,蕴含着使现代文明趋向衰落的巨大风险,因为形而上学为社会生活进而人类共同自由的生成提供了最深层的思想共识。现代文明的更新必然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复兴。只不过,形而上学将不再是压制个人的绝对权威和教条。作为一种"本体论追求"而非"本体论承诺",未来的形而上学在建构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同时,将始终保持对个体的创造性和社会实践的开放性的充分尊重。唯当如此,现代文明才能成为不断进取的、自由的文明。

论《周易》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本体地位

“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并非出于经今古文学之争,也绝非以产生年代或难易程度简单排序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年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从内容上看,《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从理论体系上看,《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普遍适用于世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周易》在儒家经典中处于本体地位。理解《周易》与其他经书的关系,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特质以及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儒家孝道的历史命运——两汉至晚清中国传统孝道的演变

儒家孝道渊源有自来,它的远源,乃是从孝观念的产生到孝道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的孝文化,跨越了十分悠久的历史年代;它的近源,便是作为礼乐文化核心的西周孝道。儒家孝道不仅是家庭伦理,更是由血缘关系推衍出来的社会政治伦理,其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因而适用于父系血亲的集权制政体。两汉以后,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集权制帝国时代,历代王朝无不尊崇孝道,孝道成了中国的真正国粹、历代王朝的治国之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走向与中华文明的特质。本文以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论述自汉至晚清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孝道传承、演变、发展乃至解体的一般过程,以概见儒家孝道的历史命运和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之巨大影响。

《资本论》的辩证法与“两座城市”的变奏

辩证法是《资本论》这项"伟大艺术品"的"建筑术"。以批判性和革命性为本质的《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它谱写的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座城市"的变奏。辩证法的存在论意蕴不仅洞见了"第一座城市"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危机,而且还预见了"第二座城市"即"共产主义"的到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也是探讨马克思辩证法"合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接生术",是人类范畴文明的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