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对大连市对外经济的影响及发展战略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变化,本文在阐述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分析了大连市对外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并实证检验了大连市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连市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具有比较优势,美国金融危机对大连经济有影响,使出口明显放缓,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因此,大连市应制定明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策略,应抓住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积极进行策略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靠出口转为出口、消费、投资均衡发展,转变进出口结构和方向,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以减少美国金融危机对大连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混合预期增广的Phillips曲线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LRE模型框架和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推导出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并利用SVAR模型对中国最优"混合"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和冲击响应分析。研究表明:中国Phillips曲线具有混合预期增广的二阶滞后特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前瞻性正向特征和通胀惯性负向特征的"混合"特征。冲击响应路径显示: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中国货币政策具有显著滞后效应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混合预期增广的高阶滞后Phillips曲线的传导机制下,在以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框架内,货币当局应采取缓慢渐进的"混合"政策调整方式,减少货币政策的调整频率,同时将货币政策重点转向基于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通胀管理。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信息定价效率研究

本文从理论角度对不同信息结构下的市场定价效率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设置13组不同信息结构的实验来验证信息对称是否是市场有效定价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私有信息的不同含量是否会对市场定价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理论上,定价效率最优并不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信息结构下出现,而是当私有信息拥有者的占比达到一定比例时出现。也就是说,理论上私有信息在市场中是具备一定的定价效率的,定价效率的高低与非私有信息拥有者的占比、对交易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等因素有关。在本文的实验中,表现为随着市场中私有信息拥有者占比的增加,市场定价效率先是提高,当达到一定极值后,信息效率又会逐渐降低,即形成一个倒U型波状走势。

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虚拟经济视角的货币数量论

本文以考虑了虚拟经济因素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考察了实际经济增长、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静态回归分析发现,以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GPZQCJE)表示的虚拟经济变量对CPI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金融市场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是导致通货膨胀(以CPI衡量)的主要原因。应用动态VAR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是影响CPI的决定因素,短期内(10个月内)实际股票债券加成成交额是影响CPI的决定性因素。这启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在控制通货膨胀时,短期内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吸收过剩流动性,长期内可以紧缩货币供应量和加强股票、债券市场对过剩流动性的吸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能够很好地起到资金"蓄水池"的作用。

国际储备最优规模问题研究——基于成本角度的分析与考察

本文从国际收支差额的随机性出发,通过研究国际收支差额与国际储备持有量之间的随机关系,分析国际储备短缺可能招致的调节成本和持有国际储备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建立一个使上述两项成本总和最小的最优国际储备模型。运用所建立的模型,本文还对目前条件下我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进行了具体估算,得出了一些可供有关方面制定有关政策进行参考的有益的结论。

影子银行视角下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非对称效应研究

基于2004—2014年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变化,本文采用非线性MS-VAR模型将影子银行规模的变化状况分为"平稳增长"和"高速增长"两个区制,分析两个区制下影子银行的变化特征。选取货币供应量、影子银行规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基准利率的相关数据,考察影子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影子银行发展的不同状态下,货币政策工具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时存在着非对称效应;在影子银行高速增长的状态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政策的有效性均低于平稳增长状态下的有效性,并且,公开市场操作在影子银行高速增长状态下失效。

美国次贷危机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为汲取美国次贷危机教训,更好地控制金融市场风险,进而促进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美国次贷危机出发,分析次贷危机相关产品与次贷危机的关系,并基于信用衍生品的角度,解析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传导机制,最后总结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启示。

信贷配给程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信贷配给程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并运用Galbraith提出的计量模型,通过简化方程,计量了1998年1月—2010年12月期间能够反映我国信贷配给程度的阈值。结果表明:2003年7月—2007年12月期间信贷配给程度减轻,2008年1月—2010年12月期间信贷配给程度加重,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计量结果同样可以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非对称性。

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了吗?

本文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选取中美两国1991—2012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GDP和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测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两国实际汇率走势呈反方向变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持续上升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在2011年以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已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即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因此,中国应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利率期限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平滑转换模型STR,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未来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利率期限结构的特征由无套利NS模型的三因子来刻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GDP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从静态角度,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利率曲线的斜率与GDP之间,超过阀值的斜率对未来经济增速具有非对称的加速作用;从动态角度,水平和斜率因子的变化与预测期限长于12个月的经济增速之间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水平因子在过去12个月的变化对未来12个月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最为显著。

金字塔结构下企业集团的支撑效应——来自中国集团上市公司盈余公告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盈余公告的视角,以2005-2012年中国集团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支撑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盈余公告期间,公告公司与未公告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显著正相关,而且,公告公司的资源共享能力越强,未公告公司组合累积超常收益率对公告公司累积超常收益率的敏感性越高,这不仅证实了支撑效应在我国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中存在,也为我国股票市场对支撑效应的事前预期提供了证据;(2)相比金融危机前,企业集团支撑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有所减弱;(3)民营企业集团比国有企业集团具有更强的支撑效应,大公司的盈余公告具有显著的支撑效应。

基于NS混合模型的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估计比较研究

采用NS混合模型动态估计中国利率期限结构,考察动态NS模型,无套利NS模型及广义无套利NS模型等NS混合模型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估计效率,比较NS混合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能力,检验无套利约束对混合模型动态估计的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无套利条件的引入增强了NS混合模型的样本内动态估计能力和样本外预测能力;五因素的广义无套利NS模型(AFGNS)无论在利率期限结构样本内动态估计还是在总体预测效率上都要高于其他模型,可将其作为利率期限结构研究的基础模型:

货币政策意外、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本文基于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外和中央银行沟通行为的反应,并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货币政策意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中短期通胀预期,对长期通胀预期的影响不大;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利率调整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三种货币政策操作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央行惯例沟通对通胀预期没有影响,央行行长讲话会加大通胀预期波动;货币政策操作和央行沟通行为对通胀预期的冲击在2008～2009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通胀预期管理效果一直不佳,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胀预期形成及其传导机制并改善央行的政策操作与沟通行为。

时变货币政策规则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影响分析

基于无套利动态NS模型(AFDNS模型)估计出的利率期限结构,本文从货币政策规则变化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影响。我们的经验结果表明:第一,时变系数Taylor规则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动态特征。第二,央行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加强,将提高利率期限结构的短期端,降低长期端,使利率曲线变平缓;而央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加强则会导致整条利率曲线的上移,长期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系数更敏感,导致利率曲线变得更陡峭。

贷款损失准备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影响

本文运用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验证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对于缓解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适用性。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较弱地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动,但具有明显的收入平滑、财务信号作用;非自愿贷款损失准备、资本监管对贷款的约束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