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清代的人参书写与分类方式的转向——从博物学到商品指南

清代人参发展的转变,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人参的产区从山西的上党移至东北,清以后,辽参取代了上党人参,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参品种。清代人参的书写及分类方式正好反映了人参在清代发展的特色。随着人参商品化的过程,清代有关人参的书写,我们大致可发现有从博物学调查到商品指南式的书写特色的转向。

关于苗蛮图研究的一点商榷与一个建议

自20世纪迄今,苗蛮图研究已逐渐在民族学中占有一席之地。2001年,国内出版了李汉林《百苗图校释》,所下功夫,令人敬佩。所谓"百苗图"是指自清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及其后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然而有评议认为,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有"丰富的资料和精美的绘图",且认为《百苗图校释》已"大致恢复陈浩原作部分文字原貌"。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对史料的误读。另外,不应用"百苗图",因为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统称,更不应写作《百苗图》,因为它更不是一个书名。

西山采蕨,舜德化象——王阳明谪居龙场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新思维

王阳明早年谪贬贵州龙场,后人多知"龙场悟道",却鲜少知道阳明与当地夷人的互动及与土司的交往情形。居夷处困时,阳明曾西山采蕨,甚至到了绝粮的地步,他皆不以为陋。阳明深获当地夷人信赖,曾为他砍树伐木建造"龙冈书院"。阳明曾先后以三封信开导教化水西土司,因而平息地方苗乱,化解土司之间明争暗斗的危机,并藉"象祠记"一文,重新诠释诸苗夷祭祀象是出于景仰舜德化象的信仰内涵。两年的谪居经验,是阳明心学思想的蜕变期,对日后的土流之论与征伐广西的独到策略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阳明而言,那是一段难得的琢磨期;对贵州而言,其蛮荒僻远却为王阳明提供了淬炼的场域。

蒋介石的国家观念与实践(1928～1937)

以往的著述有关抗战前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大都会强调其为'新军阀'或'法西斯',认为蒋氏讨伐地方军人是一种'削藩',学界较少从现代中国建构的角度来分析1928年至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特别是蒋氏致力于调解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事实上,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蒋介石的国家观表现在内外两方面,对内要求国家统一,对外则要提升国际地位,因此其面对来自地方实力派军人的挑战时。

闽台云峰卓氏福庭系族谱关系考

本文根据《云峰卓氏福庭系族谱》探讨两岸"南安云峰卓氏福庭系子弟"的亲缘关系,藉由明确的福建族谱证据与台湾的支谱及神主牌资料,串联起家族两百余年前的亲缘关系。文中以已连接族谱的家系为主要讨论对象,包含台北莺歌世腾公派家系、新竹关东桥肇招公派家系、彰化田中及北斗世浯、世朴、肇涉、维长、维催、治家公派等6个家系,其次以尚未接谱但确认为本族子弟者为次要论述对象,包含台中沙鹿紫公派家系、彰化田中噎公派家系、高雄左营肇昌公派家系。期待我们的微观研究成果,可以为闽台家族史与移民史的研究提供史料线索。

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

近来，全球史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无论从研讨会、工作坊、演讲或期刊专号，隐约都可看出这波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①此外，由近十年来所出版的讨论全球史研究动向的文章数量的增多，也可看出此趋势。②例如《世界史、全球史和全球化的历史》一书就提出了“全球化史学”的概念，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史学界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全球史的研究较以往受到关注。1980年代之后，世界史书写朝向两个不同路径。

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

有关明清温病学派或温病医学的研究,近来在中国医疗史研究中已有一些相当杰出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温病学派的医家及学说内容的研究,对于这些医疗观念如何落实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却不多见。例如近来美国医学史学者Marta Hanson的研究说明了清代温病学派形成的过程与医学知识地域化的关联;而余新忠的研究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清代瘟疫、医疗与社会的关系。本文试图延续上述学者的研究脉络,运用清代的医书、医案及医话,描绘江南补药文化的历史图像,并探讨人参药用与江南补药文化盛行的关联性,以及当时医家对这些医疗现象的论述。

《本草经集注》所载“陶注”中的知识类型、药产分布与北方药物的输入

陶弘景"集注"古代药学知识的意义,在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历程上,乃是承先启后;在医疗史的研究范畴里,则是反映相关知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变革。中世以下的批评者们,大多着眼于知识本体的正误,他们虽然推崇陶弘景在文本体例上的贡献,但却对"陶注"的内容多所抨击,认为其有悖博物宗旨。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陶氏的注文,其实正适足以反映历史变迁,对医学与医疗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视野之下,"陶注"本身就是一种因应外在环境变动而产生的知识集成。因为半壁江山,影响的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还包括了药学的体质,以及药学中有关药物基原与产地的信息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