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后”到“新时期”——论日本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命名方式

文革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被命名为大一统的"新时期文学"。但在脱离国内政治语义场的日本中国学界,文革后的当代文学有"文革后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三种指称方式。笔者考证发现,"文革后文学"主要在80年代中前期普遍使用,代表了学者们在无法判断中国文坛走向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的中立性称谓。"新写实主义文学"出现于80年代初期,使用该命名的学者主要受到来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直到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为日本学者接纳。在日本学界的研究语境中,"新时期"并非国内认为的预设性指称,而是日本学者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10年左右的观察后承认其文学价值的表现。

同时代性·抵抗·苦斗——论松井博光对竹内好中国文学观的继承与扬弃

松井博光是竹内好培养的第一位学者,同时也是竹内好在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席位的衣钵传人。1980年代松井处理中国新时期文学时援引竹内的“同时代性”论述,确认了新时期文学经过10年的发展也具备了“同时代性”,同时通过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由“抵抗”向“苦斗”的转变,在两个时代的“同时代性”之间建立了谱系性。松井援引竹内思想资源的目标在于通过强调中国文学自主产生的“同时代性”,使用“断续中寻找连续”的治学方法来抵抗日本学界将当代文学比附为政治史附庸的现状。在抵抗的过程中,松井沿着竹内的足迹,通过编制研究资料目录和促进译介活动两种实践策略完善中国文学研究业态,将具有“同时代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带进日本。

芥川龙之介《酒虫》之新议

《酒虫》描述了主人公刘大成与酒虫间的故事,僧人和孙先生的登场也铺垫了情节的发展。在《酒虫》中芥川通过作品把个人情感内化,来隐微阐述自己的思想。本文首先通过对刘大成与酒虫关系的分析,指出被酒虫控制着灵魂的刘大成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继而通过对孙先生的解读,进一步指出同样作为旁观者的芥川对当时社会的隐微反讽。

浅谈日语学习者对日语暧昧性的误解问题

笔者认为日语的暧昧性必须从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两个角度考虑。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对日语中的'被动暧昧'进行论述。接着从语言心理、语言习惯等新的切入点分析日语学习者在学习中存在的对日语暧昧性的一些误解。最后指出只要了解语言产生的土壤、语言背后的文化、说话者的主观意图和克服母语的定势思维的话,日语这个具有暧昧性的'恶魔的语言'也不难理解。

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

三国干涉以来,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以往的研究以"黄白人种大战"之构架考察黄祸论的形成与演变,得出了日本人反对西洋人种主义的结论,然而,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对其加以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

试论《酒虫》与《山月记》中的异化

芥川龙之介的《酒虫》描述了刘大成与酒虫间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中岛敦的《山月记》则阐述了李征由人变虎的内容。二者在故事构建上有着不同的样式,而且两位作者的生活经历也相差数年,但仔细探究《酒虫》与《山月记》中的内容便可察觉这两篇文章在某些方面有着神似。本文试对《酒虫》与《山月记》加以分析,指出其中所蕴藏的异化主旨,并通过对芥川龙之介和中岛敦个人经历的分析,进一步指出蕴含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对时代背景的悄然反讽。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与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先后进出日本14次,在日本累计停留时间长达9年6个月左右,约占其革命生涯的将近1/3。他多方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交际网络,不仅获得了对革命事业的援助,也在相互交流思想中完善了自己的革命方略,其中也包含他的大亚洲主义。

汉字在日本上代的使用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字形成和语言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汉字在日本上代就传入日本,对日本语言尤其是日文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很大。本文着眼于日本上代,以日语初始演变为主线,以《古记事》及其副词为重点,解读这一时期汉字对日语表记产生过程的影响,还原日语表记形成的初始景象。从中,看到汉字对日文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