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新兴产业层出不穷,未来产业初现端倪,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新动能和新模式日益加强。同时,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势头良好,必将为促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打下良好基础。

增强经济新动能之有效路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介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引进、吸收和创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提高了服务业比重,缓解了传统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还推动了相关部门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无论是加快新型工业化,还是农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都在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杨芳博士经过长期思考和不懈探索,完成著作《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这对于丰富和深化已有研究,以及在转型背景下挖掘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民营经济与开放型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出口在南京对外贸易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通过对南京民营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 拓展市场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京民营企业需要通过产权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的优化等来增强竞 争力，同时政府也需要健全民营企业出口促进体系、金融支持体系，来促进其向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要素禀赋、制度红利与新型出口比较优势

本文在Eaton & Kortum(2002)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研究了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的影响,以此来寻求中国新型出口比较优势的来源。研究表明,在一国的制度质量越过"制度门槛"的条件下,该国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有利于该国对外出口并塑造制度比较优势;出口国对贸易伙伴国在制度质量上相对占优时,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其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随后,本文运用我国20个行业对148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20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金融发展、教育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制水平等制度因素与产业特征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的影响。

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

本文通过采用2002--2006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对接数据，构建并计算了基于“行业-地区-年份”而变化的出口固定成本，并将其匹配到每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中，从而探讨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固定成本对企业的出口倾向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则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特别地，高生产率的非出口企业相比于出口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出口固定成本；在企业产生出口决策时，出口固定成本对生产率的替代作用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而且这种替代作用并不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将出口企业基于“行业-地区-年份”进行分组后发现，出口固定成本越高，或生产率分布越分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