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

2014年,E.Sosa、M.Slote和米建国三人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共同宣称一个德性转向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存在"德性转向"。目前,学界存在两种德性知识论:一种是以E.Sosa为代表的"德性可靠论",认为德性知识论要面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面对怀疑论的挑战,它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可靠认知机制来获得一种知识上的确定性。这派的影响力更适合当代西方知识论的主流后盖梯尔(Post-Gettier)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以L.Zagzebski为代表的德性责任论,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以伦理学的架构模型来处理知识论的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Sosa一派是把知识当做行动在研究,即知识作为行动(knowledge as action),而Zagzebski是在谈知识的价值,即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

道家思想展开中的关键环节《管子》“心-气”哲学探究

《管子》一书中关于气的论述,在道家甚或战国时期的哲学探究中,都居于关键位置,甚至可以借由气的论述,发现道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影响。《管子》中的心-气哲学观,基本上表现出与《庄子》的差异,这一种差异的关键点在于对《老子》"专气致柔"及"心使气曰强"之理解所必然遭遇的心-气关系之处理。《管子》提出的心-气观,是全心、抟气的哲学说明,不同于《庄子》内七篇所提出的心斋→游心之气论。

《亘先》及战国道家哲学论题探究

楚简《亘先》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据整理者李零的说明,属道家资料。本文之作,即在此一前提下,论述《亘先》中所显示的哲学问题主张,并由此得以一窥战国时期道家对于某些哲学论题曾有过的讨论。在论题的探究中,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主旨在论述《亘先》之哲学理解;第二大部分是就亘先中与老子及其后学的发展论述,并藉此推定《亘先》一文的时代哲学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庞朴的简序,对《亘先》一文的理解与诠释。第二部分主要是就与《亘先》哲学观念相关,同时又在《老子》及其后学中有过不同的主张与论述为主,大抵有"恒、先"、"无有"、"气"、"或、欲"等几个哲学论题。

《鹖冠子》哲学中“道论”之探析

"道"这一概念,自《老子》以来,已成为道家哲学的学派判准与依归,但是此一概念,自《老子》而后,其内涵因着《老子》后学的不同发展,其概念内涵也有所不同。战国末期之黄老道家《鹖冠子》一般认为仍承袭着黄老道家之道论,但《鹖冠子》对于"道"的关注显然有一歧出之发展,这一歧出不仅在于对天道阴阳的重视,更在于将"道"置于"天"之下,"道"除了作为四时运行之规律、度量准则外,更有所谓地道、人道之说,"道"成为事物之"道",甚至有"圣生道"之说的提出,说明了《鹖冠子》之于"道",作为一黄老学者已将"道"返回经验事物之抽象理则,代之而起的是圣人之道、成鸠之道。

中国哲学中“文”的精神内涵初探

历史中的“人文”与“科学” “人文”意义,一直是人文学者所关注的。首先“文”这个辞,殷商甲骨文已出现,《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西周时,“文”已结合“德”作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周书·谧法》曾经对“文”作一定义式的说明:“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至春秋战国时,更是哲学探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就道家哲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郭店《老子》、竹简《文子》

儒家哲学的人文意义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之概念。孔子以“仁”为诸德之首、诸德之全,一方面是为人格之养成建构一个足以涵摄道德实践意义的系统,“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仁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善”,而“善”乃人格成全之美善——唯有在人格得以满全的情况下,“善”的意义才可能彻底地被实现出来。

吕格尔诠释学与哲学咨商方法

当代法国诠释学家吕格尔之时间与叙事理论,其思想的主要概念是情节、交织、时间,主要方法是诗学的叙事,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应用到哲学咨商之中。吕格尔在相关著作中,以当代法语系统之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在法国的发展为评论主轴,其所呈现的时间与叙事理论,深具是以文本与论述,在时间新序列下的叙事、事件交织为特色的方法,并提出了三层再现理论。透过这种诠释学方法的探讨,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揭示它对华人文化与文本条件下的哲学咨商之意义与贡献。

记忆与忘记:一个知识论的探究

记忆通常被视为保存我们过去知识、经验与讯息的“储存室”,但是这个一般的常识观点却会引起下列的问题与困惑:我们究竟把记忆储存于何处?我们又如何储存它们?什么叫作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我们的记忆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忘记则经常被当作是记忆的丧失,或者无法回忆起过去的讯息。在这个理解下,忘记似乎是个和记忆相对立的概念,而且记忆一般都扮演着一个积极与重要的角色,但忘记却是个消极与负面的角色。然而,近年来在心理学与哲学的研究中却显示,忘记不仅对我们在心理上或认知上具有一种积极正面的帮助作用,它也可以在伦理学或知识论上成为一种美德。果真如此的话,忘记这个重要的概念,将为当代知识论的几个主流发展理论带来一连串的困难与挑战。为了解决这个由“忘记”所带来的难题,一个认知者或行动主体必须学习与发展出一套能够同时调节与整合记忆与忘记这两项重要功能的能力或人格特质。

荀子与子思学

关于《荀子》与子思学,一般所熟知在于荀子之批判思孟五行。旨不在论《荀子》与子思学之异,而在论述《荀子》中有些概念、思想亦有所传承自子思学,如"积善成德"之说,慎独与形之说等,而在思想上,主要体现在为政者之重视仁义之宗旨,以及"报"之思想;至于"法"思想,主要在说明荀子前,子思已有重视"法"之思想,以德威并重,甚至认为应以公而无私之思想对待为政之传承,这些对荀子皆应有启迪作用。

孟荀辩论观比较

探讨孟荀对辩论的态度、内容、方法等问题,指出孟子的"不得已之辩"和荀子的"君子必辩",对孔子"君子无所争"的主张有所超越。孟荀辩论观是儒家在表达形式上的对外响应,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深化发展。孟荀辩论观的差异在于,孟子虽然使用辩论方法,却没有把辩论作为探讨对象。荀子则不但使用辩论方法,还探讨辩论自身的相关问题。通过孟荀辩论观的比较,指出儒家思想若要继续发展,应通过辩论厘清内部理论纠葛,因应外在哲学理论的挑战。

法律与认识论：判断的一个说明

借助索萨(Sosa)关于信念的实施模型,我们提供了法律情形中的优异判断的一个模型。在提供模型的过程中,当代认识论文献对法律,尤其是对法律情形中优异判断的相关性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好的审判取决于证据的合适处理,还是实体判决如何构成,二者是不同的。分别由法官和陪审团做出的适切判决之不同也需要讨论。

墨学的理想与实现

本文指出墨学的理想在于人人相爱,天下太平。但今日世界在民生问题、人际关系、社会治安、国际关系、以及环保问题上皆有日趋严重的问题。为实现墨学的理想必须有“全天下”的视域、“类存在”的一体感,并培养坚定的决心、多元的方法、及积极有效的作为。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

在讨论“人如何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时,传统有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讨论都忽略了行动者与处境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萨特的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萨特认为,人的行动虽受“现实性”的制约,但人仍是绝对自由的,因他能通过赋予现实性以意义而把它塑造为具体的处境,并在这一处境中作出他的选择,承担他的责任。因此,自由与处境虽存在着矛盾,但自由仍有着优先的地位。

“儒家自由观”的悖论与可能性:从严复到牟宗三

随着全球现代主义的出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更国际而不单单是西方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规范性理想模式。根据当代黑格尔主义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和阿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观点,当今自由主义在西方达成共识是某种集体的历史性成就。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现代自由的内涵,有必要思考促使这种自由理念产生的历史情况。这里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两位重要的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何?康德和密尔的现代自由观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他们的自由主张(在康德看来是形而上学的自由或意志的自由,在密尔看来则是社会自由)达成了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共识。要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把这两种现代自由观介绍入中国的,则要探讨严复和牟宗三是如何把密尔和康德的自由观转译入中国的,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什么,以及这些中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翻译重申他们对人的行为能力已有的理解的(尤其是儒家关于道德行为力的理解)。

完好之知：信念作为一种“表现”的规范性

适切的信念,动物性的知识,比起不适切但成功达到目标的真信念还要来得好。适切地注意到的适切信念,反省性的知识,比起只是适切的信念或者动物性的知识还要来得好,尤其是当这个反省性的知识有助于引导第一层次的信念,而使它成为适切的。如此一来,这个信念便是完全适切的,并且这个主体具有完好的知识。

一个记忆虚构的因果理论

相对于真记忆,是什么定义了记忆虚构?当前的两个对记忆虚构的解释是“假记忆”和不良基础的记忆,基于无法解释真实虚构、不良基础的记忆以及在良好基础上的虚构之可能性,因而显示出它们是有问题的。记忆虚构要被定义的特征是,它缺乏恰当的因果历史。在虚构的案例中,似乎记得的状态与其对应的过去表征之间,并没有适当的反事实依赖关系。

荀子禮學視域下之物論初探

關於荀子禮學,學界或從禮義、禮法,或者心性論題之聯繫論説之,今則有鑒於'物'之探究的必要,嘗試就'物'與'禮'之關係,論述荀子'禮學'視域下之'物'的呈現。'物'的出現作為一論題的核心,基本上是受了西方哲學的啓發,在我們探究中國哲學何以不同於西方哲學,或者如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中所言:'中國哲學無知識論'1。在接受此一思維時,同時也將浮現我們是如何看待'物'的存在與呈現2。這一看待方式。

生命的学问与当代学术发展

当代学术规范源自西方,以追求新知为尚,背后当然有其知识论的默认。这种特定的知识观所预设的知识乃是经过证成为真的信念。这种知识观在近代的西方成为主流看法,它有其优点,但亦有其限制。我们藉由唐君毅先生可知,中国学问的精彩在于生命的学问,其中有价值的定位与选择,更有真实生命的内在体悟。若是完全以命题知识或可累积知识的路数去研究中国学问,实难相应,易趋僵化而失其活力。因此,有志承担中国哲学继续发展使命的当代学者,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哲学的优点,另一方面要认清用西方哲学处理中国哲学的局限,必须以相应的态度看待中国哲学,将之视为生命的学问。如此,至少能更贴切地理解既存的中国哲学;其次,依此基础进一步回应生命问题、时代问题,在有限的现实世界结构中若能回应以具有恒常意义的智慧与思想,自然成为日后中国哲学继续发展的养分。

《文子》哲学初探——以不见于《淮南子》之资料为主的讨论

一文子其人其书之学界研究概况简述《文子》一书,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着录为九篇,从班固之自注中,可知班固认为其作者是文子,此人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且认为该书中所称之"周平王问",似是依托。就文子其人而言,从汉代王充《论衡·自然》中,可得知其推崇文子,并将老子与文子关系比拟为天地、孔子与颜渊、君臣等,说明文子在老子弟子中的重要与传承。魏晋南北朝时,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曾引《范子》言,认为计然姓辛氏,字文子。

汉学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本文是从传统欧陆人文学观点出发,说明西方汉学不该仅被视为现代流行的某种"文化研究",为汉学对当代哲学的意义提出辩护。目标在于,要将汉学当成介于史学语文学及哲学反思之间的人文学学科,来探讨近两百年来,西方汉学在中国语文、历史、哲学等领域上所从事累积的研究成果对当代欧洲哲学思考有何种意义。本文不但描绘为何历来汉学从不缺少哲学式的省思功夫,亦即为何一个哲学式的关怀从一开始便贯穿西方汉学的整个发展,而且本文也阐明,我们现今若在西方从事哲学思考,绝不可以继续维持丝毫无顾于中国思想传承以及讲华语的当代哲学这种态度。在现代看来,华人界早已变成标准的"跨文化的文化世界",因此对于当代哲学而言,目前华语哲学代表的是既复杂丰富又蕴含无穷潜力的一种"域外",华语哲学对于整个西方哲学是一种挑战。最后,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来辩护介于汉学与哲学之间新的转化性跨文化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