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平先生对新时期中哲史研究的艰难开拓

孙叔平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他的重要代表作《中国哲学史稿》1。这部近百万字的个人哲学史专著,于20世纪80年代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虽然此书写作并出版于特殊的年代,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特定的历史场境中对之加以考察,就可发现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做的筚路蓝缕的艰难探索,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兼论佛教的儒学化与大乘菩萨精神

外来佛教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中国佛教具有独特性和中国化色彩,并不影响其仍然是“佛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鲜明的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和精神,也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是大乘佛教自度度人、自觉觉他菩萨精神在中土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文化土壤。佛教儒学化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乘佛教得以在汉文化圈传播发展、大乘菩萨精神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路径。菩萨的特殊信仰既表达了民众百姓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借助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传播发展并充分展示其“慈悲为本”的独特魅力。在“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推展中,在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未来发展中,契理契机仍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大乘菩萨精神则应得到更广泛的弘扬。

《壇經》版本及其與南宗禪發展之互動研究

現存衆多的《壇經》本子大致可分為三個系統,即法海集記系、惠昕所述系及契嵩校勘系,它們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但也表現出了一些差別,這些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惠能門下禪系的不同發展,而惠能門下禪系的不同發展也影響到了《壇經》的不同。不同版本的形成過程是複雜的,本文結合敦煌禪籍、日韓寫刻材料以及相關的碑銘石刻等資料,對近年來發現的一些重要《壇經》版本,如敦博本、旅博本、淨戒本、德清本等進行了歸類和研究,論證了各本《壇經》之間不僅存在綫性關係,也存在平行或交叉關係。同時,本文對不同版本的《壇經》與南宗禪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也作了初步的探討。

從三教的交互融合看動態的國學——兼論佛教的中國化與中國文化的佛教化

'國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應該包括從印度傳入而最終中國化了的佛教之學。外來佛教融入國學的歷史,不但表現爲佛教深受儒道文化的影響,而且也表現爲佛教深刻影響着儒道文化,儒佛道三教之間的交互融合的複雜關係,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成功典範,也促成了'國學'的動態發展。在强調外來佛教中國化的同時,中國文化的佛教化也不應被忽視。佛教的'爲中國文化所化'與中國文化的'爲佛教所化',其實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只有從兩者雙向的互動中,纔能更好地把握三教關係的整體全貌,更好地從文明交流互鑒中把握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特點,也纔能更好地理解動態的'國學'。

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哲学与宗教丰富多彩,儒佛道三教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经过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及其与儒、道教形成的三教关系,以及儒佛道三教进入东亚的历史,可见东方文化有其独特的思想底蕴和文化精神,在世界人类文明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东方哲学与宗教给人类带来的东方智慧可以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这个概念,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在不断的文明创造中,东方孕育了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也创立了自己发达的哲学。世界文明是在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有时甚至很难简单地把某种宗教或哲学划归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随着"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的"文明对话"观念的大力倡导,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和东西方文明关系的反思得以纳入世界文明未来前途的广阔论域加以讨论,也使得关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传统"东方学"的偏见和逻辑而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东方学术界来说,重视和开展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如何理解'东方'概念?'东方'这个概念尽管大家经常在用,但其内涵其实并不很确定。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例如日本学者中村元在谈到'东方'这个概念时就曾说过:'所谓‘东方’,所指范围并不确定。在中国,‘东方’是指日本,在现代日本,‘东方’是与西方Occident、Abendland相对的概念,可以译成East、Orient或是Morgenland。但在西方,一说到Orient或Morgenland,其原义并非是日本。

重提佛教既是宗教,又是文化--兼论传承发展中国佛教文化的两个向度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理当由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来传承和发展。这种传承发展,既不能与传教相混淆,也不允许假借文化之名进行传教活动,但亦不能因为佛教文化有宗教的一面而将其排除在全体社会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之外。因此,适当区分"宗教"和"文化"就十分有必要。宗教对信众有绝对的意义,文化则对所有大众都有普遍价值。基于此,佛教在当代社会及其在未来的发展,就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作为宗教,承担起延续佛陀慧命的责任和使命,二是作为文化,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文化资粮。作为宗教的佛教和作为文化的佛教,其实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但两者各有所侧重,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它们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如此,人们在许多场合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不太愿意甚至不敢明确地提弘扬优秀中国佛教文化的现象就能逐渐得到扭转,中国佛教文化在社会中被广为研究和传播,既不会有传教之嫌,也不会导致佛教的"泛文化"化而影响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中国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将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太虚大师与当代的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思想渊源于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而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印度佛教与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成果,是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的重要贡献。当代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发端于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人生化、人间化过程之中;而近代以来的人间佛教,则始倡于太虚大师,而由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净慧法师等进一步发展。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强调在人间发扬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关注现生问题,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设人间净土。对于佛教徒,则更要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以出离生死苦海。太虚大师在首倡"人间佛教"时提出了"契理""契机"两大重要原则,这是他对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在当代的人间佛教推展中,重温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契理"、"契机"两大原则,对当代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契机性的被强调相比,其契理性似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中国佛教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宋代文字禪、看話禪與禪教關係

中國禪發展至宋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大量公案、語錄的出現,形成了區別於默照禪的文字禪,不立文字的禪宗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遣既吸引了大批文入學士的關注,也受到了大意宗杲等人的批評。大意宗呆通過提倡'看話禪'反對宋代禪宗文字化和默照禪的兩種趨向,遣對於糾正禪宗發展中出現的偏向有一定的意義。從禪教關係來看,兩者的内在張力其實是推動禪宗創立和發展的一種動力,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的禪宗發展至宋代,在走向文字化的大背景下,禪教的融合仍然是其發展的基本趨勢.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時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關係,與儒佛道各自的特點以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質也有密切的關係。對于隋唐佛教宗派如何評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其中關涉許多有意義的重要問題。例如,宗派林立到底是不是隋唐時期佛教界的主要特點?隋唐佛教宗派作爲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來藏佛性論,是否背離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認爲,契理與契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中國佛教藉着怎樣的文化載體,其隨機教化的方便與印度是否一樣,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與佛陀創教的本懷是否一致。中國佛教宗派的理論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國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

牟宗三“佛教存有論”詮釋疏論

'佛教存有論'的哲學詮釋是牟宗三先生佛學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牟宗三認為,不能以西方關於'是'的學問作為存有論的標準,而中國傳統自有其存有論的慧解。牟宗三'佛教存有論'的詮釋,肯定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之悲願精神客觀上含具'法'的存在説明,經由對佛教義理系統的通貫理解以及對佛教各宗派,特别是中國佛教各宗派理論的系統分析和教理判釋,揭示佛教在解脱實踐中所展露出無限的智心,説明佛教具有'無執的(本體界)存有論'和'執的(現象界)存有論'的哲學意藴。其'佛教存有論'的詮釋是對傳統佛學的現代哲學處理,同時受到自身理論和方法的制約。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但底蕴深厚而且丰富多彩。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发展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成功的典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则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层面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从而构成了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三教关系。总结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助于今天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空有之争视域下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序

中国佛教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一方面,中国化的佛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信仰、习俗融合在一起,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却十分衰落;另一方面,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之即,力图到佛教中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从而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一度复兴。而由于西学的东渐,许多思想家的佛学思想又明显地打上了西学的烙印。

心怀度众慈悲愿 身似法海不系舟--沉痛悼念星云大师

中国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住世缘尽2月5日(正月十五)于庄严念佛声中,安详舍报,享寿97岁。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师生对星云大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特致函,沉痛哀悼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一生“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似法海不系舟”。

仁义的道德价值与工具价值

孔孟对仁义行为作出了道德与工具的价值判别。对安仁、利仁者而言,仁义是主体的直接需求对象,具有纯粹的道德价值。然而,仁义一旦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后,便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工具价值。因此,对强仁、假仁者而言,仁义则成为达到功利性目的的手段,仁义具有工具价值。仁义的道德性和工具性双重价值的出现,使行仁义有了真伪之分。道家对仁义的虚伪性有深刻洞见,对道德的工具化也早有预见。孔孟及后世儒者对仁义工具化的可能性也有所警觉,因而对察行、观心、辨仁义之真伪给予了较多关注。历史证明,道德文明建设必须重视道德观念的内化于心。

“拈花微笑”与中国禅宗的“以心传心”——兼论云南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地位的形成

中国禅宗的传承一直上溯至昔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间传佛心印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云南鸡足山则被认为是摩诃迦叶的道场。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体现的"传佛心印",到菩提达摩的"祖师西来意",再到中国禅宗"以心传心"的确立,其中既体现了中国禅宗"心"的宗教形成的脉络,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本文就"拈花微笑"、禅宗传法世系的确立与禅学向"心宗"的过渡之互动关系略做探讨,并以此来说明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形成的佛教中国化背景。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他引证中印佛教的经典,为人间佛教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他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人间佛教依然是佛法而不是世间学。觉悟人生、智慧解脱是佛教不变的根本宗旨。因此,人间佛教不能只有"人间"而没有"佛教",它只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入世担当"人间使命",人间性不应遮蔽其"出世间"的宗教性和神圣性。同时,佛教作为宗教,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能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资粮。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仅是引导信徒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更不是简单的佛教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同时,还要为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在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重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发挥佛教精神性资源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挥中国佛教精神性资源的积极作用

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是佛教界及信教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佛教文化也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从而在人的精神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