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东方文化研究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东方文化研究中心

古往今来,东方文化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蕴涵、恒久的价值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而且在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东方各国社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为了有效地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开展东方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中心。1997年7月10日,中心在北京召开成立暨学术研讨会。汝信、刘吉副院长,任继愈、戴逸、陈筠泉、黄心川、巫白慧、辛冠洁、方克立、楼宇烈等百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印度驻华大使南唯哲、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小熊旭等出席会议,并以“迈向21世纪的东方文化”为题展开学术讨论,同时举行了《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首发式。

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内在之路--论黑塞的《东方之旅》

《东方之旅》是德语作家黑塞关注东西方文化整合,继续走向内在之路的代表作,但国内极少研究。小说通过一次中途夭折的象征性旅程,反映了黑塞对20世纪初期西方精神危机的进一步思考,和对艺术审美超越功能的深刻反思。小说最终提出了"服务"的法则,以确保在个体人格完善的中心下,协调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艺术家与艺术的关系,重建西方世界的信仰。同时黑塞认为西方文化自我拯救时必不可少的东方文化,不仅仅意味是一种古典智慧,而是扩大为跨越了各种文化的地域间距,克服了彼此的对立、不信任、偏见与仇视的心灵家园。

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的碰撞——钱文忠教授访谈录

本刊就私塾教育、幼儿启蒙教育、独生子教育以及鉴真东渡的现实意义、学术论文抄袭等话题采访了钱文忠教授。

前阿拉伯文化中“全球化因子”演进史略

全球化的实质是着眼于整个地区内,各个不同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领域内相互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相互交融的不断加强这样一种态势。苏美尔人诸城邦小国向大一统的闪米特语民族(阿卡德人的巴比伦)国家汇聚,文化优势民族在政治上臣服于文化劣势民族,但在文化方面却反其道而行之。以闪米特民族为主体的中东统一民族在多个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的帝国的传承中略具雏形。而中古以降统一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阿拉伯时期占据主流地位且不断进行的地区文化一体化运动过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许应当归结于伊斯兰教义对多个民族精神信仰和现实需求的有机综合。

关于西田哲学中的“东洋文化”——以《善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对象化"的逻辑,然而实在并非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认识对象,而是知情意合一的意识的统一状态,这种主客合一的直觉主义就是"东洋文化"的本质。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提出了"纯粹经验"的概念,试图给贯穿于老庄思想、儒学以及大乘佛教根底里的东方式直觉体悟加以哲学化的阐释,并以此与以逻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相抗衡。同时西田从一即多这一关于实在的分化发展逻辑出发,将作为"有形文化"的西方哲学与作为"无形文化"的东方哲学理解为一个普遍逻辑的两种形态,二者的融合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文化。

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字之起源与形成

古代日本文字大体经历了吸收汉字、使用汉文、以汉字标写日语特殊词汇、以日语语序书写汉文、万叶假名、平片假名、和汉混合语体等诸阶段。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自己创造出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同时是全面引进汉字、学习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原有语言对它消化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语言层面显示出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乐于和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卓越才能和传统,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在异域语言文字中的影响和积淀。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观念与现代性问题

评价海德格尔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功过得失,必须结合他的时间性观念,并澄清对此时间性的浅薄领会。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性,完全突破了西方哲学史上客观时间论与主观时间论的界域,在把存在纳入时间视野的同时,也把存在的意蕴赋予了时间,进而通过从生存论到存在论的分析,把时间规定为四维的空间。海德格尔的时间性观念深刻地涉及现代性,一定程度具有解构性,但同时又有构成的作用,并能够启发我们反思,推动我们的现代性研究更切近中国现代转型的实际。

大城市群中城际关系及场效应初探——兼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市化框架

人们对城市群的认识正处于由平面到立体、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过程。城市和城市群本身就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在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除了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等有形的变化之外,更大的变化还在于城市功能尤其是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无形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行政区界分割明显和城市密集度高两大基本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而放大成区域整体集聚辐射的强大的场效应,与新型工业化相对应的新型城市化框架正在长三角城市群显现。以"环太湖城市圈"为标志性特征的"网络城市"将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未来的主要城市形态,国家有关部门和上级政府应高屋建瓴及早规划,各城市政府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着力予以推进。

“陌生者”叩问的回响——《陶渊明新论》在上海出版感言

冈村繁先生在<陶渊明新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表面上看,陶渊明似乎脱离世俗的荣达纷争,始终恪守恬淡寡欲的孤高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极任性地固执于自我本位主义生活方式、并且有很强世俗欲望的人物.

韩国儒者对中国朱子学的几点发展

古往今来,儒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就是由于儒学自身的更新和变异,即发展。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之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磨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韩国儒学。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韩国儒学。

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以季羡林、王元化先生为例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住学术泰斗——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日辞世。在这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这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竟然陨落两颗学术巨星，这是中国文化界灰暗而哀伤的一天。因为他们不仅是北大精神的代表，更是执着体认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象征。痛悼之下，不禁让人又怀念起去年5月9日在上海辞世的王元化先生。同为当代国学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的相继辞世不仅是国学领域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更预示了大师云集的20世纪已毅然决然地渐行渐远。也许只有不断追忆他们曾经的学术生涯，才能为今天接续上一世纪的思想盛世。为此，我刊特刊登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近两年在全国多个读书论坛上的演讲《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以季羡林、王元化为例》。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季羡林和王元化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季先生的学问敦厚笃实．王先生则相对活跃善辩一些。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阅读“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回味且深思他们读书与生活二者交融的人生历程，这其中，我们想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理念和实践．更是老一辈学者真实、自然的人生态度。这也正如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对季先生的评价：“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虽然是对其老师的评价．但用来表达对于像任继愈、王元化等大家的感悟依然恰当。

汉字整容,动刀慎重

对待文字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动一字而牵涉之广，是我们都无法预判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很多顶尖的专家参与了汉字简化和规范的工作，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态度更是非常严谨，真可以说是戒慎戒惧、如履薄冰。他们动一个字，都要往复讨论，慎之又慎。

论权近的性理学思想

权近是古代韩国高丽朝末期朝鲜朝初期的一位重要学者。权近一生致力于对性理学的发展,在学问观上,他不拘泥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创立了一种以图解说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套"天人心性合一"的宇宙模式。权近奠定了朝鲜朝儒学的基础。

师生“打成一片”？

近日看见一条新闻：北方某大学的著名教授在课堂上，当着上百名学生的面，和其中的一位发生了冲突，据说由言语而及身体，相当激烈。 在这个事件中，有两种意见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一种意见是，如今教育市场化了，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学。学生是顾客、

苏州三十年历程架构

三年前曾参与《苏州之路》一书的撰写，有机会对苏州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即使作为苏州改革开放实践的亲历亲为者之一，要想客观系统地反映这段历史还是相当困难的。现设想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以便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苏州的发展实践并指导未来的发展。

大城市群中城际关系及场效应初探——兼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市化框架

城市和城市群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在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除了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等有形的变化之外，更大的变化还在于城市功能尤其是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无形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行政区界分割明显和城市密集度高两大基本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而放大成区域整体集聚辐射的强大的场效应，

印度哲學關于“無”與“有”的論爭——兼論日本“批判佛教”如來藏觀“有”的邏輯

印度哲學關于'無'與'有'的概念和紛爭,以及引申出來的'無我'與'有我'的論爭,歷來就是印度哲學的主要命題,也是正統派哲學與非正統派哲學的理論分界線。佛教是持'無我'的觀點,但是佛教否認'有我'與吠檀多派承認'無'并非同等意義上的相似,而是具有根本的區別。其實佛教内部存在的無與有的論爭,是關于是否承認一切事物皆有基體的問題。日本'批判佛教'認爲,佛教承認如來藏的存在,也就是承認'有我'。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论徐花潭之“太虚说”——以与张横渠“太虚”思想的比较为中心

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看,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一个鸿儒辈出、学派林立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著名心学大师,还涌现出罗钦顺、王廷相、金时习、徐花潭、李珥等多位以主气、重气为特色的气论大家。他们的学说各具特色,共同为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近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徐花潭为韩国儒学早期气学的主要代表,他以别具一格的“太虚说”,在韩国哲学史上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气本论哲学体系,首开韩国唯气论哲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