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欧中亚与外部世界——第五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综述

2015年4月23—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青年工作组、《俄罗斯学刊》编辑部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青年学术论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俄罗斯东欧中亚与外部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办“新形势下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安全研讨会”

2015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新形势下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安全”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少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等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地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中国应对地区形势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研讨。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图书馆:从传统手工操作到数字化

本文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图书馆成立至今近50年来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国际学部六个研究所图书馆合并成立国际研究分馆后图书馆发展服务模式的设想。

《东欧中亚研究》杂志1993年公开发行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创办并主编的《东欧中亚研究》(原《苏联东欧问题》)杂志,将于1993年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东欧中亚研究》是一份以东欧中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刊物。该刊自1981年创办以来,大量报道了我国学术界对苏东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理论、文化、历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中亚地区经济特点及与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

自独立以来,中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章由此确立研究视角,试图在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中把握这些变化的要点。中亚经济变化总的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其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均蕴含着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中亚各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这是中亚经济最重要的变化。因此,在总结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亚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分歧,既对全面把握中亚经济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全面思考中亚经济因素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

中亚五国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区域概念,由于与中国的新疆邻近,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和关注也比较早,但真正系统的、成规模的学术研究,还是最近这30年。国内一些重要的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都成立了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机构,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队伍,对中亚地区及每个国家的研究都日益深入,成果也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中亚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综合著述越来越多,国别研究也受到重视,成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尽管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中亚问题研究受到的关注和扶持越来越多,正在进入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基础设施对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研究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可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其对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并从区域内和跨区域两个维度展开。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中亚区域内和加入俄罗斯后形成的中亚跨区域这两种情形的一体化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即并不能依靠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提高区域贸易比重,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而需要通过其他路径加以推进;基础设施对于加入中国之后形成的中亚跨区域一体化,则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合作水平,也完全契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建设高端智库的经验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Институ т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俄文缩写为ИМЭМОРАН）是俄罗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之一，在201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榜上名列第32位，位居俄罗斯智库之首。

中东欧转型研究25年来的文献评介

＂1989年＂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最具比较含义的是,美国巴特勒大学教授大卫·梅森（David S.Mason）认为这年等同于＂1789年＂1。的确,1989年东欧政局剧变及随后发生的大转型,对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重塑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1989年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的转折点2。

电子网络资源的利用与东欧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和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与东欧地区的联系不断密切和深入，但中国的东欧研究与这种趋向却不相称。这种不相称表现为，与既往的东欧研究相比，现有的研究数量明显下降，且质量上也没有显著的提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东欧研究正处于十字路口，研究规模逐渐萎缩、研究质量下降，有被欧洲研究取代的倾向。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相反，它正是当下中国东欧研究面临的现实。

三百年来俄罗斯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与发展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历经300余年、经历多个政权更迭和沧桑变化而经久不衰。从最初少数知识精英的皓首穷经,到目前发展成为具有历史性、前瞻性、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厚积薄发,别具一格,具备政府扶持、机构健全,自成体系、注重学术传承,注重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特征,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竞赛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中俄两国文明源远流长,人文合作与交流稳步发展、成果丰硕,为大国之间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树立典范,是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的重要体现。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

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仅对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示范。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近邻,携手打造新型合作模式、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既是全方位发展国家间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任务,也是各国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实践。命运与共的新型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和传统友谊的长期延续,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共识和相互信任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优先方向重点推进,已经在多领域形成联动效应,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部研究中亚问题的精品力作——读赵常庆著《中亚五国新论》

赵常庆教授20世纪70—80年代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主要从事苏联国内政治问题研究。那时,赵常庆教授就开始关注位于中亚地区的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苏联解体后,赵教授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首任主任和中亚学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地区主义演进和中亚的“新黄金时代”

以“C5+1”机制为特征的区域间合作已成为中亚国家对接国际体系的主要形式,而在中亚历史上出现的“黄金时代”就与区域间合作密不可分。本文借助中亚与阿拉伯世界关系,讨论了区域间主义与中亚地区主义的相互影响,分析了地区主义的演进路径,透过历史的多棱镜可以看到,包容开放是中亚地区主义获得成功的有效路径,这也是中亚发展区域间主义的基本条件。但是,在构建包容开放的地区主义进程中,中亚国家将面临诸多挑战。解决好上述挑战,中亚国家就能早日走向区域性的繁荣发展之路,并进入中亚的“新黄金时代”。

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机遇与风险并存

2020年后,中亚国家基本进入政治上独立后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社会中民族情绪增长、经济上寻求建立新的产业链和拓展对外合作新通道的新发展阶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目标。中亚地区的力量结构也因新冠疫情、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而出现变化,呈现地区内部一体化加速、俄在中亚影响力虽仍占优势但已弱化、外部力量快速进入三大趋势,为中亚国家夯实多元平衡外交提供了机遇。中亚国家积极与世界大国、周边大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向东与中国、向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向西与美欧关系发展进展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平衡外交四个方面对华需求增加的同时,多国竞技加剧也必然会加大中国的竞争压力。如何巧用变局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是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探析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D线完工后,中亚五国将全部被纳入中国与中亚油气能源供应体系,中国—中亚油气管道运输线将初步形成覆盖中亚五国的能源大动脉。伴随着中国同中亚国家在油气能源领域的改造与新建项目的落实,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能源合作将由双边到多边,由点及面,从油气田合作带动管道合作,并逐步拓展到其他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能源合作,不仅给予合作方在能源发展领域以战略空间以及在地区能源博弈中更多的筹码,而且还在推进中亚地区经济提质发展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给予中国与中亚国家彼此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价值远超油气收益本身。

2023年中俄学界俄国史研究综述

关心当下的问题并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是中俄两国俄国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2023年,中俄两国的俄国史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稳步前行,亮点纷呈,又各具特色。总体而言,两国的俄国史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中国的俄国史研究仍然注重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而俄罗斯的俄国史研究除了深化对事件与人物的分析之外,还在档案整理和出版以及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

中亚国家生态文明智库研究

深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国家,不仅是贯穿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结合部,还是世界多样文明的聚合部。中亚国家属绿洲性经济,尽管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经济承载能力十分有限,加之苏联时期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独立后该地区又人口激增,导致生态文明治理的难度很大。中亚地区是世界大国激烈博弈的角斗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多种全球、地区国际机制相互重叠,使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中亚国家智库具备“外国强、本国弱”等“嵌入式”特点。鉴于中亚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高度关联,有必要客观评估中亚国家生态文明智库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由此提出有利于多方合作、多方获益的路径和方法。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ICT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最为深入。基于2000—2018年6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深入考察了ICT产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影响显著为正;分维度看,ICT制造业GVC前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GVC后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GVC后向参与度比GVC前向参与度更有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然而深化GVC后向参与度固然有助于其贸易规模扩大,但从盈利能力角度看却并非最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且GVC后向参与度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显然更深,加深GVC前向参与度有助于减轻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效应。

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兼谈东欧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和领域

苏联化是1945年后苏联对东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的苏联化涉及调节国家间关系,划定这些国家的边界,通过驱逐和人口转移来确定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参与制定这些国家的宪法,并决定这些国家的政府组成。苏联化旨在通过改变当地社会的许多方面和重建文化生活,使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东欧国家个人生活的指导思想。苏联化导致两个后果:其一,苏联化使苏联得以与东欧国家组成东方集团,并通过经互会和华约长期控制东欧国家,使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成为冷战的一方,并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其二,苏联化在诸多方面与东欧国家的历史和政治与经济传统不适应,导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国家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符合本民族特性和利益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导致1989—1991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彻底抛弃苏联模式,重拾两次世界大战间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