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

晚清官员的“攻日”对策

为应对日本的对外扩张,一些晚清官员提出过可分三个类型的"攻日"之策。"速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骄慢自信,"缓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改治期待,"佯攻"论者对中国军力的虚势判断,反映的只是"攻日言论"者的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态,各不相同。"遥度而非近察日本"的态度,既使"不得人心"、"贫不可支"成为这些官员对明治维新日本的共同印象,更使甲午战前"人云亦云"、"随意发想"的日本评说,20年徘徊不前、停留于盲人摸象的层面。各类"攻日"对策的提出,均未经过深思熟虑,其被动性、临时性特征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