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性别偏好探析——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现实阐释

国内对农民的性别偏好及其生育行为的相关研究对个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学术断裂未能提供更有效的解释路径,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文章在对"场域""惯习"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引入"阶层""资本"概念,对农民生育性别偏好行为进行微观剖析。研究发现:在村庄场域中,生育惯习是一种生育行为的"实践感",也是一种历史沉淀的群体认知和记忆;农民的生育惯习是一种策略性与选择性的实践过程;在同一场域和惯习中,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和"村民百姓"对性别偏好的理解具有不同的选择性和差异性。

东莞园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与实践路径

东莞园区社会管理创新是东莞区域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园区作为东莞未来经济社会转型的标杆示范区,其社会管理的水平、层次和内容等均存在区域特性约束下的时代要求和实践特征。基于园区所存在的政策制度体系、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的不足,东莞园区应从以政策建设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以社会组织发展提升协同创新体系等途径出发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个体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方面验证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可知,从个体性因素来看,政治面貌和个人月收入两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从社会性因素来看,经济收入水平层次自评、与邻居的相熟度、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购买社保和社区环境满意度等五个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各模型中的显著性和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别对社区参与意愿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