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的文明叙事与实践探索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西方的城市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商品的空间,人的一切价值意义都以物作为衡量尺度,西方的城市发展走向异化。中国的城市概念自古以来与西方相异,近代以来,“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中实现重塑,并成为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指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将“人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和目的,逐渐探索出符合自身文化特点和实践经验的治理模式,最终形成了“人民城市”的治城理念,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文明的生动写照。“人民城市”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中实现制度奠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完善城市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实现人民主体的再造,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范式变革

置身人类文明的历史情境之中,某种文明形态形成并得以持存,最终要靠它能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规范性指引,以使人能够在此世“安心”“立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同样肩负着这一使命,并在新的起点上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生活范式。要创造这种新范式,绕不开的是同属于现代文明体系的资本现代性文明及其精神生活的内在矛盾,这构成了它的独特时代语境。通过重赋生活意义,设定并回答人之存在的根本性议题,阻止现代精神生活继续滑向物化、虚无深渊,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是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范式的第一步,昂扬向上的社会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也由此形成。推动人向自身同时也是向社会的、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精神生活的范式变革的关键环节,并在生产性条件、规范价值和制度基础、审美旨趣等三个方面做出开创性探索。变革的目的在于它使“精神富有”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也是其文化自信自强的鲜明表达。

在整体与个体之间:法学方法论在中国的适用和衍变

我国现有的法学方法论有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等等,但从总体来看,发展趋势却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相互结合和渗透。人文主义强调个体,科学主义强调整体,应以个体还是整体作为法学研究基本单元,这是认识论上的法学方法论问题。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所蕴含的政治属性,中国尊重个体也强调社会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方法论应在以个体主义方法论应对个体问题基础上,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应对整体性问题,并在政治架构上强调整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