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中公益慈善的失范行为及其规制

数字化转型中的公益慈善行为呈现出跨越物理时空的互动样态,时空维度也成为当前观察公益慈善失范行为的重要维度。从时空维度来观察,公益慈善失范行为主要体现为主体失范、过程失范、目标失范。引致公益慈善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是缺场交往,表现为真实主体的时空隐匿、行为过程的时空断续及结果信息的时空拼装。规制公益慈善失范行为主要有三个维度的目标要求,包括主体具备合法性、行为具备规范性、结果具备公益性,具体路径为:将公益慈善各类主体的基本信息进行归集和数字化展现,打造公益慈善过程行为孪生数据,对公益慈善活动结果的公益性、规范性、有效性进行检验,形成公益慈善主体、过程行为及结果在场的时空机制。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涵演变与文化底蕴

“革命”一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同时,其含义也随之拓展。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自我革命思想具有内在耦合性,为自我革命提供丰厚的文化依据。从“第二个结合”视角追溯自我革命的内涵演变及文化底蕴,对构建自我革命的理论体系,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政党整合治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模式诠释——兼论与总体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亦即“政党整合治理”模式。政党整合治理模式的生成,源于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及市场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源的有限支配。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总体性治理模式以及当代西方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而言,政党整合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本土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权威分布、建构逻辑、结构形态和整合方式四个维度上展现了出来。政党规划、政党整合和自发参与,三者一起构成了政党整合治理模式运作的基本架构。

政府结构因素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城市区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在考察政府结构对工作绩效影响方面缺乏量化实证研究。提出从分工、协作和制衡三个维度审视政府结构,结合文献调查、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设计量表。面向城市区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公务员发放问卷475份,回收有效问卷41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7.4%。比较公务员群体对政府结构因素的感知差异,得出部门负责人对部门受到的制衡状况的感知好于部门成员,学历越高的公务员对政府结构因素的感知越好,对区政府机关和街道公务员的比较研究证实了条块矛盾的突出性,其最大短板是条块协作不足。层次回归结果显示,政府部门有效的分工、协作与制衡状态对提升公务员在为民服务、尽职尽责、依法行政、廉洁自律和履职效能等方面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结构因素对公务员的整体工作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贡献最大的自变量是部门间协作联动与部门间监督制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要素和时代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的基本特性,体现了中国社会时空变迁、结构转型与政党使命的历史影响要素。这一思想体系在核心观点上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合法性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基本方略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布局的方向性与政策设置的系统性,不仅鲜明地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基本主题,同时也深刻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的基本路径。

开放政府数据、推进应用创新的中外模式比较

数据开发应用是数据开放的主要价值,推动应用创新成为开放政府数据当前阶段的工作重心。以数据应用为视角,介绍并比较国内外开放政府数据中推动数据应用的主要做法与模式,指出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应用中存在企业和公众的主导性不足,配套服务不足,应用创新的落地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面向中国开放政府数据应用提出建议。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之基

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全过程实践特征的历史性结合,是由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构成的必然性所致。民主本源性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发生、发展的制度密码。我国选举制度的价值仅在于授权而同政策选择无直接关联,政策选择是建立在广泛有序的政治协商和参与基础上,是人民民主必然走向“全过程”的制度机制;党的领导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动力量和根本政治保证,它通过观念、组织、体制等三方面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塑造现实政治过程的人民主体性;广泛有序政治参与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这一实践形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形态在本质上是同构的,人民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全过程”必然性与广泛有序政治参与的统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概括的现实基础。

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若干依据

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必然要求,是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的主观基础和保障。坚定的制度自信,源于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之治"的事实构成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超大国家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相结合的制度优势构成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文明内涵的不断融入和凝练构成制度自信的价值依据。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传承与创新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扶贫事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一步步同中国的反贫困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历程,可以厘清其中的传承与创新。在指导思想上,战略目标从共同富裕拓展为共享发展,根本途径从发展生产力拓展为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制度保障从社会主义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方案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推进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社会救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侧重于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以政策带动后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则进一步筑牢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推动政策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展望未来,要在巩固成果、防止返贫的同时,处理好相对贫困问题。

论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导向

制度导向是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本措施,具有治本作用。通过清晰的制度规范和界定功能导向,从可适用于追责惩戒的制度层面定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而为靶向精准识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对其进行精准施治提供有力法理支撑;通过清晰的制度强制和惩戒功能导向,对适用主体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适度的、公正的惩罚,精确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过清晰的制度激励和引导功能导向,使党内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法规化,拧紧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精心预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论新时代“四个伟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

"四个伟大"深刻蕴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伟大梦想蕴含党的使命伦理,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蕴含在人类历史中的规律性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正当性;昭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活动目的正当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志坚定性。伟大斗争和伟大事业蕴含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伦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力探索和新时代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深刻蕴含党的责任担当;伟大事业实践中已呈现出明显的责任制度化趋向。伟大工程深刻蕴含中国共产党的主体(组织)伦理。使命的实现和责任的承担必须具备坚实的主体支撑。使命伦理、责任伦理和主体(组织)伦理构成了"四个伟大"的伦理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基本内容。

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维度与新时代的深入推进

百年大党依然风华正茂,其奥秘是坚持自我革命。党在百年自我革命的历程中通过思想革命化解了“成分多元”与“共同理想”的冲突,通过组织革命解决了“中途走丢”与“始终先进”的矛盾,通过作风革命实现了“历史考验”与“不辱使命”的统一。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以赢得精神的主动,需要清除变质分子以净化党的组织,需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深化全面改革,需要超越世俗价值以塑造时代先锋。党的自我革命要在“净化”上下功夫,务必突显党内政治生活的“革命性锻造”、党纪执行的“抓早抓小”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知行合一”。

通胀形势的中外差异及其成因

当前,持续十余年的全球低通胀局面出现了转变,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压力整体上升。这从表面看是供给冲击、成本推动、需求反弹等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从深层看则是宏观政策、理论基础、体制机制共同作用的必然。在全球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之际,中国通胀率却保持在较低水平,反映了中国通胀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其一,在政策层面,激活供给侧,稳住需求侧,动态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其二,在理论层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改革,有机结合“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其三,在体制层面,集中力量,协调推进,高效恢复生产与生活秩序。面对可能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要以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再平衡为目标,以引领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实践为导向,以保障生产与生活秩序平稳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通胀治理体系、增强通胀治理能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价环境。

中国社会治理:语境、演进、特征和展望

中国社会治理长期受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治理理论"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影响,导致中国社会治理研究更多处于跟随、膜拜和迎合状态,具有碎片化、脸谱化、分裂化的倾向,缺乏对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归纳、提炼和建构。基于对中西社会治理语境异同的比较分析,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演进轨迹,总结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国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构、中国社会治理风险的防控等进行了展望思考。

开放政府数据从开放转向开发:问题和建议

推动数据的开发应用成为当前开放政府数据的重心。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数据开放层面,而对应用层面的研究十分缺乏。梳理比较了国内外推动政府数据有效应用的三类主要模式,以上海政府数据应用大赛"SODA"为调研对象,发现数据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人才流动与合作不足、项目的落地情况不容乐观等主要问题,进一步提出推进政府数据开发应用的若干建议,建立从"需求侧"倒推"供给侧"的数据开放优化路径。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内在属性

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与西方传统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大异其趣。如果说欧美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抽象法治,一种基于正当程序原则的形式法治和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主义法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一种政治性法治、治理性法治和融合性法治。政治性和规范性是任何法治形态的两大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法学理论普遍从规范性意义上界定法治,忽视了法治的政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内生于中国的历史社会传统和革命建设过程,作为一种政治性、治理性和融合性法治,体现了政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在政治性和规范性两方面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