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基层政府职能改革——以上海市街道自治办改革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上海市设立街道自治办的改革实践,旨在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巩固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三社联动",形成基层多元治理格局。经过5年的探索,街道自治办在实际运作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与挑战。如何有效推进基层政府改革,是新时期超大城市治理创新面临的紧迫议题。

“买事”还是“买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元运作模式——基于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改革不断深化,各地政府涌现出多样化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运作模式。不同于经典的竞争性与独立性区分方式,本研究按照“买事”与“买人”的差异化购买内容,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总结为项目制、托管制和岗位制三种,通过比较分析上海、广州、深圳的三个经典案例,阐释三者显著不同的制度特征和治理逻辑。项目制成为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主要的运作模式,遵循事本主义逻辑,表现出稀缺性资源、标准化程序、竞争性招投标和多层级政府参与的技术治理特征。托管制发轫于上海的罗山会馆模式,是由社会力量运营管理公共服务设施并提供专业化服务,“买事”与“买人”两者兼有,特点是服务场所的固定性、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和供给服务的整体性。岗位制则是“买人”开展服务,优势在于程序简便易行、管理要求不高和培育供给市场。这三种运作模式在购买内容、购买期限、公私关系、治理逻辑和潜在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合理利用能实现优势互补。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路径探讨--以S市Z组织嵌入D社区运行为例

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入社区。其在社区发展如何,能否获得持续的资源支持、稳定地扎根社区、被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吸纳、被社区各方治理主体接受和认同?本文以S市Z组织有效嵌入D社区为例,分析探讨了其策略性的行动逻辑,即采取空间—结构—关系的嵌入路径。首先,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嵌入,消除社会组织自身的外来性、缩小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间的交往距离,形成初步嵌入;其次,通过构建常态化的嵌入机制,包括居民需求收集机制、共建共治的协商机制以及健全的监督机制等,与社区各方治理主体建立利益关联和组织联系,通过结构嵌入达到深度嵌入;最后,在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认同和信任,与其形成和谐共生的社民关系。

从“总体性生存”到“嵌入式发展”——“党社关系”变迁中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党社关系＂格局从＂党社同构＂向＂党社融合＂的历史变迁,社会组织从＂总体性生存＂的状态转变到了＂嵌入式发展＂的状态。＂党社同构＂的本质特征是＂以党代社＂,造就了社会组织的＂总体性生存＂。在社会组织＂总体性生存＂的状态下,社会组织相对于执政党而言缺乏自身应有的主体性,社会组织发展取决于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党社融合＂的本质特征是＂党社分化＂基础之上的＂双向嵌入＂,促成了社会组织的＂嵌入式发展＂。在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的状态下,社会组织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系统或者＂体制＂之中,展现出了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主体性活力。

“中印发展与治理研讨会”综述

2017年6月3日—4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印发展与治理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顺利举行。来自印度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尼赫鲁大学、旁遮普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海德堡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佛大学、丹佛大学、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会。

访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奥兰·扬(Oran R.Young)教授

崔杨杨:作为国际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您很好地将理论范式与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例如您在研究机制分析的同时担任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全球变化人类维度委员会的创始人,而许多学者似乎很难做到平衡,请问您在自己的研究经历是如何做到的?奥兰·扬: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联系含义,一种联系是你的研究试图连接理论和应用议题。拿环境治理举个例子,一些学者关注气候变化和海洋问题,这是第一种联系。另一种联系就是分析和实践。这是丹·古德教授所说的术语'理论实践并行者'(praca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