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发展趋势及上海共享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加快上海共享经济发展,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定配套方案,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企业;加强产业间联系与协作,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共享经济生态圈建设;构建动态审慎监管机制,采取“管标准、管合规、管信用”的新型监管模式,提升政府对新业态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监管手段;完善共享经济发展的数据技术、信用信息体系和统计检测评估体系三大支撑,为上海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广泛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应用潜能持续迸发释放,激励企业通过行为重塑实现价值链升级。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以及WIOD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可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且对一般贸易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数字技术通过增加生产性投入进口与降低管理成本两个渠道来推动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显著,但不及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与企业价值链地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数字技术投入程度更大、自身资本禀赋和所在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所享有的数字技术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根据企业特征采取差异化政策,并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重视数字技术通过扩大生产性投入进口和降低管理成本来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财富积累机制规范化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本质要求来看,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既是吸取现代西方国家财富积累教训的选择,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特色本质的实践要求。当前我国的财富积累机制尚不健全,存在市场秩序和行为失范、股市与楼市不够健全、财富分配公平性欠缺、部分社会成员财富观不正、经济财富与生态财富失衡、财富积累面临外部安全风险等问题。为此,要规范创造与获取财富的市场秩序,优化资本市场与住房市场制度,增强财富分配制度公平性,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观,促进经济财富与生态财富协调,在扩大开放中提升财富安全性与共享性,使财富积累机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机理及效应

在全球产业发展模式呈现高度"服务化"与"区域协同发展"兴起的双重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主要包括产业互动、区域联动和制度协同三维,需经历协同发展引致、产生和升级三阶段演化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其协同发展的主要特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与制造业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创新与合作效应以及溢出与交易成本效应两个方面,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显现。各地方应根据区域特点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差异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协同发展政策,从三维度完善区域产业协同框架。

养老保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研究

养老保障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再分配政策,它通过代际与代内再分配效应,能起到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较为有效地降低了基尼系数与贫困率,从实践来看,发达国家运用养老保障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路径包括:设立非缴费型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险保持较高统筹层次、减免低收入群体社会养老保险费、公共养老金采用均等化定额给付方式、养老救助金采用补差式给付模式、第一支柱养老金采用阶梯式递减替代率、设置第一支柱养老金给付额上限、建立第一支柱养老金最低给付保障机制、对公共养老金收入公平课征个人所得税等。我国需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更好发挥养老保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

论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的新态势和新取向

长江流域经济带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后极化时代＂,沿江地区群雄并起,呈现出非梯形的多极化、扁平化和同质化趋势。长三角核心地区原有的一些竞争优势逐渐被扁平化了。沿江经济带应在调整升级、自主创新和发展转型上有新突破,尤其是要在联动协调发展上迈出大步伐,大力创新和建构一系列的联动协调机制,聚合资源、聚焦核心、培育新优势。一、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的群雄并起最近十多年来,

网络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完善研究

网络食品改变了传统食品的消费方式、交易机制和流通环节,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增加了食品安全治理的难度。针对网络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平台责任履行不力、派送环节风险隐患大、社会共治机制不完善、信用评价体系不健全和监管能力滞后等突出问题,反思导致网络食品治理困境的影响因素。基于反身法理论阐述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组织型治理策略、信息型治理策略、协商型治理策略和授权型治理策略”等功能,完善我国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制度保障机制、平台责任机制、社会共治机制、信用评价机制和政府监管机制。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贫困地区返贫与新增贫困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基于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

防止返贫与新增贫困,是2020年后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任务。基于县政府网站公布的扶贫对象动态管理信息数据,利用两阶段比例分层抽样法估算了当前贫困地区返贫和新增贫困的总体水平,并对贫困增量及成因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2019年贫困地区的贫困增量相对规模已降至较低水平,新增贫困是贫困增量的构成主体,不同类型贫困县的返贫与新增贫困程度差异显著,疾病、残疾与缺乏劳动力是导致返贫和新增贫困的三大主要直接原因。上述结论对找准贫困增量控制重点、提高防贫措施针对性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根据统计分析结果,2020年后有效防止返贫与新增贫困需采取的对策措施为:保持扶贫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非建档立卡贫困边缘户的扶持,健全贫困预防机制以降低贫困脆弱性,积极应对各种新贫困风险因素的挑战。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及对2020年后解决相对贫困的启示

中国成功战胜绝对贫困的主要经验,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作用、全社会大扶贫、多维精准扶贫、减贫动力机制、减贫方法协同、扶贫资源管理等方面。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反贫困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消除绝对贫困的宝贵经验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进入反贫困新阶段后,要将传承经验同创新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同时,根据相对贫困新形势适时推进制度调适与制度创新。要在现有贫困治理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2020年后多元主体协同减贫、多维相对贫困治理、贫困主体自我发展、益贫式经济增长、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融合、反贫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路径,不断丰富减贫政策手段与工具,逐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医疗保障的反贫困作用与机制设计

医疗保障是反贫困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当前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和大力推进健康扶贫的背景下,医疗保障改革应更重视反贫困目标导向。基于家庭人均相对收入函数的数理分析,从收入与支出两个维度揭示了医疗保障反贫困的作用路径、机制与效果,论证了医疗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率与减轻贫困度。同时还说明,医疗保障结构、医疗保险缴费、医疗保险待遇、医疗救助条件等医保制度要素,以及医疗服务供给、医疗服务需求价格弹性、疾病康复特点等外部因素,均会影响医疗保障反贫困的作用效果。优化我国医疗保障反贫困机制设计的要点为:完善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险缴费减免机制,调整优化医疗保险的补偿及支付机制,积极发展与努力健全非缴费型医疗保障,以系统性思维推进医疗保障反贫困制度建设。

超越再分配调节:对税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全景认识及政策建议

税收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社会各界对税收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更多局限于通过收入转移实现再分配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基于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相映照、历史经验与发展进路相结合的分析表明,税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超越再分配调节的,理应在广阔的时代视阈下形成对税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全景认识。进入后小康时代,税收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定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社会分配结构、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缓解空间发展不平衡、助推民主法治建设。对照这六大作用定位的基本要求,目前税收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与不完善之处。因此,今后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找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现代税制,使税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及实现策略

农民农业生产质量效益较低,是导致其农业经营增收乏力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对提高农民的农业经营质量效益有积极作用,有助于破解生产成本高企、同质化低价竞争、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足、生产经营风险高的困局。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会遇到小农户较难直接对接“三品一标”行动且与“三品一标”的要求不够适应、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较大、农产品“优质不优价”等难点问题。为此,要构建小农户与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有效衔接机制,适应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要求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降低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建立健全农产品优质优价的良性机制。

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正面临两难困境:现行的个人制因公平性不足而亟待改革,但具有公平性优势的家庭制则存在税收非中性、征纳成本较高、税基易缩小等弊端;同时,目前实行家庭制还面临可行性方面的诸多瓶颈与困难。化解上述困境的改革出路为:将引入家庭制、建立个人与家庭混合并存的纳税单位模式作为长期目标,在促使家庭制实施条件不断成熟的基础上,采取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妥善解决好确定家庭纳税地点、减少家庭制负面影响、合理设计税前扣除等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行业,其增长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对产业结构优化、价值链层级提升和整体经济竞争力水平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已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置于战略高度,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该文从产业、价值链和行业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而后以我国京、津、沪、渝四大都市圈为例,阐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四种模式,最后指明生产性服务业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与长效机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兼具国际展会、公共产品和政策宣示三重含义。通过对前三届(2018—2020年)进博会的追踪研究发现,它的内外溢出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作为国际平台,进博会对内有助于促进贸易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方案,进博会对外有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引领国际经贸发展潮流,助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未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全球视野,着力强化进博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和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建立放大进博会内外溢出效应的长效机制。

后脱贫时代中国反贫困的前瞻性谋划

进入后脱贫时代,贫困的性质与特点将发生深刻变化。要在科学研判贫困新形势的基础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对后脱贫时代反贫困进行前瞻性谋划。要围绕巩固脱贫成果、治理相对贫困、城乡减贫融合的新使命,科学制定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的新方略,明确阶段性目标、实施对象、任务清单与行动路径,推动形成常态化贫困治理机制,进一步增强减贫内生动力,促进防贫与扶贫的有效协同。此外,还要积极应对经济转型与科技变革对减贫带来的新挑战,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地票制度评估与机制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地票制度对促进重庆市人均收入的政策效果,并从土地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两方面入手,探究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配置影响人均收入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票制度通过释放农村大量闲置土地,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进而显著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未来仍需在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规律与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了较附曾长；同时，在收入结构变化、收入增长波动、内部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表现出若干重要的峁寸特征。深入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特点，可以归纳出如下几条基本规律：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是拉动农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持续增长的两大关键驱动力，正是依靠城市化与工业化，广大农民充分地分享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略论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趋势,不少省市的经济增长逆势上扬,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吸引内外资本投资的热土,同时又大跨步走出去投资经营。但另一方面,产业的同构、同质化现象严重;传统产业急剧下跌;不少地方仍遵循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新兴产业和外经贸投资出口往往一哄而上。在供给侧的结构问题背后,深层次矛盾是制度性问题。因此,必须协同推进沿江省市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一体化协同推进的思维理念、战略思路和重要举措;应当抓住时机,创建多层次的行政一体化协同推进机制,着力在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及其它重点领域协同推进结构调整升级与创新转型;并且从重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研发入手,通过资本化和市场化的有效载体与途径,在沿江创建一系列协同发展的战略联盟和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