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与文化使命——上海市哲学学会2023年年会暨理论研讨会综述

2023年11月18日,上海市哲学学会2023年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理论研讨会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办。与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就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两个结合”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等重大理论议题作了研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

人的精神世界是能动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世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迁。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不断推动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改革开放开启人的精神世界重构的阶段;“四个多样化”倒逼人的精神世界建构阶段;社会快速转型中人的精神世界建构阶段;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系统性建构阶段。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体现了党中央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坚定战略定力。新时代推进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经验在于,既始终坚持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的精神观念的基本原理,又系统把握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相对独立性规律,整体性推进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经济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指向是我国经济制度创新的价值目标和内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经济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坚守人类解放基本价值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第二是实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制度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充分体现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理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激活了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第三是实现在分配方式上的制度创新,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丰富了不同群体实现富裕的具体方式。

保罗·维尔诺“大众知性”观的理论辨析

保罗·维尔诺在后福特制生产语境中阐释的“大众知性”特指后福特制时代以大众语言交流与一般性思维能力为核心要素形成的主体间性。“大众知性”的提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阐释框架,在商品价值形成上对生产范式提出了理论挑战。“大众知性”是在既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的主体性建构形式,它使劳动者能够在“敞开”的主体性空间进行生产,却无法使劳动者真正摆脱资本的权力支配。“大众知性”为我们探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主体性建构空间提供了新视角,这是“大众知性”面向当代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巴黎手稿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尽管巴黎手稿只在个别地方使用了文化这一术语,但仔细探究之,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因为它不是个别地,而是普遍地接触并解决了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发轫于18世纪,首推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质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时,维柯在《新科学》用"人类的形而上学"或者"人类心智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对抗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创立了事实上的文化哲学。此后的康德认为,理性胜利的思想要远远高于只关心人的自然生存的本能。自然本身不包含人类事业的理性构造,达不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使人从自然物过渡为一个理性物的中介就是文化。康德关于文化的思考是从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着眼的。康德的文化哲学理念是以人的社会性(类特性)为中心的。18世纪是"文化史观"的世纪,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接受文化过程对人的形成意义,以及如何使之更科学化。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

当今世界的现代性问题在日益突破单一学科的限制 ,越来越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哲学解释 ,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文章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澄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一些模糊认识 ,主张在整合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在合理解释文化变迁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更加文明的发展模式。

雷锋精神如何进入生活:一种哲学追问

学雷锋,能否转变为追求"好生活"的道德启蒙,成为学雷锋活动葆有生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现时代重塑社会道德生活的关键。学雷锋"常态化",为雷锋精神的生活化指向提供了有力注脚与社会实践平台。在个体化与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雷锋精神进入个体道德生活的契机在于"对好生活的规划",从"说教"到"启蒙"是学雷锋方式的重大改变。然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重新选择生活,那么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世界就在"真诚"的生存态度中萌芽,生活态度"优先"好生活。在此基础之上,生活中学雷锋的道德行动才是真实的,才能摆脱物化形态与虚假意识的"幸福假象",成为有幸福感的行动认同。

从形态学视角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设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是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文化自觉。通过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形态，把握其话语症候；通过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异质性分布，探索其语境难题；通过讨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探究其实践策略。在正视和应对怀疑思维中，以话语体系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获得深层认同。

“治世”之在与“在世”之治:共同体生活的哲学路径——从《道德经》追问政治哲学的基底

《道德经》中对"治世之道"的追问首先在于对"道"的认识,批判非此即彼的认知逻辑视角。其次,"在世"的共同生活被营造的价值对立关系所支配,而只有"抹平"差异,才能在一种共同而自然的生活方式中葆有"道"。最后,对于一种现实的国家治理,老子认为不应由"哲学王"来完成,而是应该遵循现世君王诸侯的自然现状,"在世之治"的现世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因而,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在世之治"而非"治世之在",这一观点进一步追深了政治哲学的逻辑基底。

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哲学反思

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历史唯物论在现时代的运用与发展。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目的是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着力激活各类企业主体公平参与市场活力、解放劳动者生产活力、释放消费者自由消费活力,有利于进一步解放与增强社会活力。同时,我们要厘清市场化改革的社会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合理限制市场的活动领域,坚持政治领域交往合理性,不断推进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配套建设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的方法论旨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的方法论旨趣,是以哲学变革作为伦理学的方法先导,从而展现伦理世界的根本转变:从"彼岸世界"到"现世世界",从"对现实的伦理观念批判"到"对现实的改变",最终从"道德人间"升到"道德天国"。在此基础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转变为经济与道德"能否相容"以及"何种相容性"的问题。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德与资本世界相适应,道德批判成为"伪善"的辩护;其前提是变革资本剥削的道德逻辑为以劳动为中介的相容关系。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的伪善"为具体案例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历史无意识",从而揭示一种无产阶级伦理观实现对资产阶级伦理观的颠覆与终结。

在世与自由:阿伦特自由观的哲学解读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自由从现实政治隐退到哲学沉思逐渐成了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的功劳是以改造世界的口号反叛了西方哲学传统。主张劳动解放的哲学路径并不能完成颠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任务,因为劳动永远是自然必然性过程。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找到人类实现自由的可能性领域,一个由多元个体性建构的主体间性存在空间,即公共领域。

现代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当前问题

"现代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新的课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前基本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第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无必要?第二,如果有必要,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前一个问题诉诸于两个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后一个问题诉诸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探索,即:在世界视阈、解释学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立场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向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实践。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创新之关系问题,存在时代差异,必须从特定语境历史与当下现实之关系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深度重构,即重新阐释并构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对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有太多的描述,而对文化西化的资本主义弊端讲得比较简单。习近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了重构,明确拒绝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使马克思恩格斯论断中原有的两个要素(一般的文化全球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观念形态彻底决裂论”,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样,这个有机体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文化——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嵌入而发生了必要的决裂;而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存在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时,便说明了革命并不意味着完全切割文化传统,该保留的依然保留并发展。

中国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的理论阐释

中国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性反应,其实存性不容置疑。中国现代性以实践意识直接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多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表现为关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意识。中国现代性要成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需要以批判精神全面审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断阻断西方现代性中象征核心权力关系的资本奴役逻辑,解构其背后更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奴役结构。中国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其实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本体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掌握历史主动的主体性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人民确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现实社会关系阐释人的本质,基于群众史观阐释人民主体立场,基于物质生产系统阐释人的发展路径,不断推进以人民为逻辑起点的本体论建构,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战略要求,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理论、人民主体理论和人的现实发展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守正创新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总体目标,经济领域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消解,政治领域保障人们实现自由的制度建设,文化领域人的精神需求的实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本质的基本界定,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与价值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基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理论上集中回应了当时落后社会生产及其贫困现状,同时回应了人们对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会不会带来剥削、两极分化等现象的担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基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在领导力量、道路方向、发展目标和价值理念等维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

论伦理认同与个体认同

现代道德世界中＂伦理认同＂日益成为个体化存在的＂策略性＂方案,变为个体＂同一性＂的辩护理由,即＂审慎的行为目标与道德理论性＂之间的统一。因而,道德行动的原生性（行为的内在冲动）与建制性（行为的合目的性规定）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关系,就成为＂伦理认同＂的主题。

再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完全依赖于军事征服,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结构是:器物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基础,制度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观念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更具有操作的关键性。在当代,现代化的全球化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文化叙事结构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不断深入研究现代化神话后面的东西,学会以全球的方式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