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方法论:理论、历史与研究

经济学方法是经济理论的精华,经济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理论。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因此,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

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根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问题。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探索,即涉及了针对这两种方法论的讨论。研究发现:(1)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人主义到强调整体主义的思想转变,很多学者从理论优越性以及本土适用性的角度出发,主张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应采取整体主义;(2)整体主义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受到更多关注,原因在于,整体主义在近代中国危难局势下更有利于实现民族独立,并且符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思维惯性,同时,该思潮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世界范围内政府干预思想的上升趋势;(3)近代中国经济学对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认识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充分认识前者对于经济自发调节的积极作用,并且片面地理想化了后者的优势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选择中,应探索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国收入分配方式的演变及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假设前提和内在规定构成了经典按劳分配理论体系。我国由于面临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所有制结构复杂和无法逾越的商品经济等特殊国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和深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化轨迹。我国收入分配方式的演化及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同时带给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积极启示:虽然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但分配方式对生产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对社会总产品的"有折有扣"必须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准确地理解按劳分配的中"劳"的尺度的内涵;分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和路径研究——基于上海电气集团的案例分析

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制造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电气集团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梳理上海电气数字化转型的进程,进一步分析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归纳出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主要包括:变革商业模式,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以制造中心为枢纽,打造贯通全链条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等。通过对上海电气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的变革;利用数字化技术减少了能源型企业的碳排放,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制造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有助于赋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模式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受到数字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促进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创新模式:在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平台化运作的数字平台;在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产生了新零售、直播电商、共享经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新模式;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出现了移动支付、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新的金融工具。这些创新模式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使数字经济更好的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平台企业监管模式,保持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活力;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保证创新活动的均衡发展;保护数字经济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维护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共享平台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价值

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迅猛发展,满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需求.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分析了共享经济的业态、发展阶段以及共享经济的优势和劣势.然后从平台的视角,以“相对综合优势”指标为出发点定义了“市场份额增量指标”,研究共享平台与专业平台同时进入市场竞争和平台分别作为领导者与追随者等不同情形下的竞争情况与均衡状态.最后考察共享平台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价值.研究发现:1)若共享平台和专业平台同时进入市场竞争,只有当专业平台相对综合优势足够显著时,共享平台将可能退出市场;否则即使面对专业平台的相对综合优势,共享平台仍然能够生存,出现两类平台相互竞争的局面;而且闲置资源的低回报要求,使得共享平台将专业平台挤出市场变得可能.2)相比同时进入市场竞争,共享平台作为追随者参与竞争的优势更明显,平台具有后发优势.3)从共享平台的社会价值来看,共享平台进入市场不一定增加社会福利,只有当共享平台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达到最优的产出水平时,其进入市场能够补偿专业平台的多样化损失,实现最优补偿.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国家促进消费的重要号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对这个号召的战略呼应。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怎样建设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调查患病率反映了真实健康状况吗?——基于社会经济状况影响患病认知的经验分析

基于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汇总数据和CHNS的微观数据,针对中国不同居民群体的患病率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患病率反映的是人群认知患病率,而非真实患病率。患病率调查结果会低估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群体的真实患病率。受户口、收入、医疗保障、教育程度、信息获取能力等社会经济状况因素的影响,社会中低阶层对自身健康状况和患病的认知受到较大制约。这种信息制约不仅低估了当前社会健康的不平等,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健康的不平等状况。

积极财政政策视野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度

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正外部性效应、结构差异效应、时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等复杂性效应,这些复杂性因素的存在使以通过投入基础设施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可能受到挑战。当前必须要处理好政府投入和政府经营的关系。只有把基础设施放在系统协同中才能提高投入效率,只有与转型时期的政府规制相同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因素冲突与矫正

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 ,人口、环境、资源与官员政绩、地方经济扩张、招商引资诸因素间经常发生冲突。本文认为要矫正上述问题 ,必须建立一整套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科学发展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真正的发展 ,克服不能持续、偏离公平的增长。科学发展观要求纠正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倾向 ,培育科学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式 ,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宣传与监督 ,增强公众的科学发展意识 ,形成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时代上海城市性质定位的演进

城市性质定位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上海城市性质定位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深化不断演进的过程。一、20世纪80年代：经济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城市性质的初步确定.改革开放初，上海经济出现令人尴尬的滑坡现象。1983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吹响了“经济振兴”的号角，其中的重要工作是“加快老企业和老城市的改造”。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基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分析

通过梳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可以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疫情将促进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桥接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更好的技术条件,并在局部推动世界市场扩张;另一方面,疫情不仅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老问题的严重性,还催生了供应链受损的新问题,影响企业的零库存战略和全球分散生产模式,进而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诱使世界市场步入收缩期。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市场收缩是暂时的,当重大科技革命爆发后,世界市场将重新进入扩张期。当前,要创新基建的投入方式、区域的合作方式、危机的对冲方式,推动世界市场由局部扩张转变为整体扩张。

国资如何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上海为例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着眼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国务院2010年9月通过《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求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达到8％。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到2015年，上海要成为中国综合实力领先、在若干领域跻身世界前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研究

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外部政策的引领,以及企业自身产业升级两个方面,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最后从企业和政府层面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政策建议。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今世界金融危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它经历了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创立时期和发展时期,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给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催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具有国际传递性。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意义和革命实践意义。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及其规制

从供需两端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共享经济分为仅在需求端存在共享的商业模式和在供需两端均存在共享的商业模式;从平台与供给端用户关系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共享经济分为相对自主型、关系对等型、平台掌控型、依赖平台型。在不同的商业模式下,共享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问题,主要包括盈利模式不明确、过度进入市场、"赢家通吃"、供给者与平台关系界定问题等。为促进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可从平台和政府层面进行规制,主要包括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避免过度进入和市场垄断问题,平台建立严格的用户准入制度,与政府共建个人信用体系,鼓励相关市场进入一定数量的竞争者,并鼓励一定的小微规模供给者参与共享经济。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发展能级提升策略

“一江一河”是上海重要的城市品牌和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识。要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更高起点、更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和设施,同步推进岸线贯通与功能提升,着力推动沿岸地区更多“工业锈带”变成“生活秀带”“文化客厅”和“发展秀场”,努力在提升高品质生活配套服务功能、特色多元公共文化功能和高端服务创新集聚引领功能上迈出更大步伐、实现更大突破。

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政策演进及其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展开了对农村合作经济政策的探索,一系列政策安排回应了不同历史时期为什么需要合作经济、怎样发展合作经济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合作经济组织等问题,是为做好“三农”工作而在制度层面展开的创新思考和有益尝试。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政策演进中蕴含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对后发小农经济国家如何实现农民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合作经济发展路径;二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市场规律发展合作经济;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突破了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建设中“单一公平”的目标要求,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合作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发展提供了补充。

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对数字货币态度与政策的比较研究——基于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与日本银行的分析

在技术革新、全球无现金支付扩张和数字货币出现的背景下,数字货币引起了货币政策当局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学界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界定、对货币制度体系的影响与风险防范三方面。经研究发现,相对于私人数字货币,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更认可自己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各主要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虽然数字货币目前在安全性、支付系统的运作稳健性、监管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风险,但是各央行都表示会对数字货币继续研究下去。中国人民银行应抢占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支持的先机,在技术与监管两方面继续进行深入探索,同时关注其他央行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