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观探微

本文首先考察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兴趣,认为这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着内在联系,也与他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的形成的经验以及教训有着内在联系。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史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与实践之关系的看法,总体上持实践高于理论这一反教条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有着特别持久的坚持。但毛泽东毕竟是通过文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在毛泽东一生的理论活动中,并没有完全让反教条主义的情绪支配自己,能够寻求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文章依据新的材料考察出,1960年代,邓小平等同志的一个意见是:如果听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忽略,一方面会影响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如果失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引导,这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毛泽东当时支持了这一正确意见。毛泽东晚年对中苏论战中的文本与实践之关系问题,也有特别的反思。

辩证抽象: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方法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历史性"。其辩证抽象不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抽象方式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对传统哲学抽象方法的扬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抽象方法,它融入了"变化"和"关系"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打破了传统的"实体思维",转而在"关系"和"变化"中理解每一个单独的概念;二是对概念或范畴本身做多方位、多角度的解剖,揭示一个抽象概念自身具有的丰富关系,使得每一个概念的抽象和具象统一在该概念的物质基础之上。辩证抽象有四种具体形式:总体中抽象、同一性抽象、现象-本质抽象以及流变抽象。

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启示

本文首先依据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涵,提出了＂三个统一＂的方法论启示,包括＂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解释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其次,本文对一些攻击或误解马克思的思潮进行了辨析与反驳,阐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真实的理论内核;最后,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当代启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实证主义化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等均提出了看法。

我国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问题的反思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热潮,并呈现出张扬定量抑制定性之势。由于受到研究环境、研究制度、研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时存在一定的主体随从性、过程依附性和结果形式化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科学主义泛化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研究者的随从行为,在研究过程中受伦理、政治及利益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依附行为,以及研究成果与研究价值之间出现偏离而导致的结果形式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无优劣之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要顾此失彼,一方面要提高定量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运用水平;另一方面要把握定量定性研究的融合趋势,致力于提高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综合运用能力。

协商式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基于上海浦东华夏社区的经验

上海浦东华夏社区创造了一种基层社区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即协商式治理的经验模式。这种模式在现有社区格局基础上,构建社区协商式治理的平台,在社区精英的主导下,社区相关利益方多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社区多元共治。这种社区协商式治理的模式既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民主建设的生动实践。同时,由于社区协商式治理模式是一种增量改革,且现有的社区组织和精英是推动该模式广泛推广的可依托的社区主导领导力,因此,这种基层社区协商式治理模式具有较大的可推广性,是未来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生态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生长点

在全球经济加速发展时,文明之不可持续性前景也在加速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生态危机。技术性拯救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核心价值观的革命。文章分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以生态文明为中心构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生长点,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可发展的理论空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体论,另一个是人类文明的双重结构关系。

政治嬗变中的拉美社会主义与特质解构

在拉美民主化的历程中,社会主义政党进行适时改革与调整,促进转变拉美政治发展观念,探求民主化背景下新型发展之路,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体现出拉美新型社会主义的去意识形态化、更具民族特色、取向中间化、类属多元性以及前景未定性等特质。然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拉美社会主义政党和左翼政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需展现逆境与顺境中具有同样的执政能力,突破拉美政治生态演变的历史循回,实现社会主义的长久复兴。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问题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已经出现。忽视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在社会基础的层面上受到损害。对此,有两大解决路径:一是树立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观,在"老祖宗的话"与"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二是重建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观,从"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回到"经济问题政治解决"。人们一度只关注了经济机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另一条原则,即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是能够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听任经济机制发生消极作用,放弃政治领导,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

实践、文本与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回溯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曾经陷入困局，而如何走出困局涉及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问题实际之关系。对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路、做法，可以发现，本质上．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继承人，但邓小平的继承是革命性继承——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很多思路、做法，而最具戏剧性的是．邓小平的这种革命性继承理念与方法又来自毛泽东，此中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回溯才能体味。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足以为21世纪的人们所借鉴运用。以解决可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困局的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中国存在状态的考察本文所称当下中国，是改革开放且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客观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里的“四性”便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抵制，首先来自于受西方政治势力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试图通过瓦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的区别

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从用词和思想上都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之处,但又与之存在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所针对的问题、价值观、历史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上。对"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进行区别,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内涵,还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以人为本”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是基于新时期发展实践的需要而对以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批判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之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更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把"以人为本"的这三大特色统一起来,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独特价值。

中华文化:从颓势走向复兴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并提出中华文化正面临历史转折,即颓势的终结与复兴的再现。辩证地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其积极意义是导致中国文明发生现代转型,其消极意义是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中华文化发生新的历史转折有两个因素:一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是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并非完全西化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结果——其本身不仅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成为纠偏的重要机制。当今世界文明已经发生西化过度的危机,必须重新面向东方进行拯救,客观上成为中华文化的历史转机。

关于英美学者质疑马克思文化理论之辨析

英美学者关于"马克思没有文化理论"的说法,涉及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唯物史观体系特别是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承认《序言》本身存在忽视文化复杂性的缺陷,但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来看,马克思1857年《导言》以及恩格斯晚年书信基本上弥补了1859年序言的不足。鉴于1859年序言的独立性和客观影响及其忽视文化复杂性的缺陷未能消解,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构建应该在全面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从中国传统主流价值文化看文化领导权问题

研究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文化问题,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及运行规律。历史上中国文化领导权的最大事实是儒家思想的文化领导权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趋势是相吻合的。但实际上,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领导权既绝对存在又具有相对性的特征。这一事实给后人提供了三方面的启迪:第一,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必须自觉发挥国家机器的引领功能;第二,道义性是文化领导权的根本合法性来源;第三,在相对性存在中以渗透、转移的方式延续自身。

初级阶段视阈内的全面小康与“四个全面”顶层设计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放眼于当今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又立足于中国大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本质上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定背景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只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视阈中,审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与"四个全面"顶层设计的逻辑关联与总体思路;才能深刻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

坚守文化本性才能真正繁荣文艺

自1992年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开始，文化产业已经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文化产业”的概念是脱胎于西方的“文化工业”概念的，在西文中并无实质性差别。“文化工业”经营的特征在于：它运用一切方法与手段不断追求产品销售的最大化，生产的内容几无禁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主流价值文化的强大存在，那么，文化产业这一手段如何在中国既体现出产业化要求，又成为主流价值文化本身的构建呢？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文化实践之后，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科技创新必须推进国家科技治理现代化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也正处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必须牢牢把握世界科技进步大方向和全球产业变革大趋势,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人才集聚水平,加强科技创新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集成,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前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30多年过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建设与部门配置逐渐萎缩。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基础不实、难度很高;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等基本问题歧义颇多,争议不少,年轻人也很难适应。这些问题不解决,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很难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