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随着拨乱反正的初步启动与思想文化的潮流激荡,党史研究初步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重评"史学的兴起以及对"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文化批判,有效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新的党史研究格局初步成型,学术化趋势初现端倪。

中共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活动研究(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的活动。该活动旨在配合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其背景、阶段性特征等明显体现出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意图。这次学习活动实际上是一次思想"灌输",学习中的重点内容均为苏联模式的重要方面,包括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推进农业合作化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注意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等。"灌输"的形式本身也对全盘接受苏联经验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拟对这次学习活动的背景、过程、内容等作出梳理,并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展现中共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缩影。

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经过了从以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力量为核心到要求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全中国政府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点是建议中共作出一定的让步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国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出于对中共中央能否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疑虑而派王明回国参加领导抗战,但王明却再次教条化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倡导的“新启蒙”思潮,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社会而掀起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新启蒙”思潮对中国启蒙运动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启蒙运动的目标;二是大力倡导“创造”意识;三是抛弃了形式主义的观念;四是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爱国肉”现象研究——观察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一个视角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出现了猪肉积压、销售困难的情况,以至于用"爱国"的名义动员人们买肉,称为"爱国肉"。本文拟对"爱国肉"出现的时间范围和地域分布作出梳理,进而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分析其出现原因。"爱国肉"现象可以折射出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部分内在逻辑:调整实际上延续了之前的政策演变轨迹,即在公有化程度与现实困难的博弈中反复波动;此次调整尽管幅度大于以往,却依旧只是困难面前的权宜之计,必然再次回归"左"的轨道;调整释放了市场经济因素,但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无法将政策效果落到实处,反而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两种体制相互掣肘所带来的经济问题。

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作为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领路人,邓小平在总结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基于全球化视野,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理论框架: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明科技改革的任务和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的对外开放、支持高科技发展、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有关科技的思想和实践,对新时期科学技术乃至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

2013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套50册的大型文献资料集,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新中国前17年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决定、指示等文件约4500件。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西柏坡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述论

西柏坡时期是中共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过渡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奠基期。由此,中共的外交由政党外交逐渐自发和自觉地转变为国家外交。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局势,确定了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战略,并逐渐形成相应的外交原则与外交政策;同时在外交人员和机构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情局影响下,美国政府认定在苏联没有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意愿的情况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新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从而作出了军事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的决策,逐渐把新中国逼到墙角。为维护国家安全,新中国艰难地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中美两国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考察美国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并不是美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对中苏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美国政府战略误判的根本原因;安全受到威胁是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

最高国务会议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探析

依据1954年宪法相关规定而设立最高国务会议,在新中国政治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的组织结构、议题内容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开放性特征,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作为国家机关间的联系协调机构、作为国家主席对国家事务最高干预权的重要内容、作为与非执政党进行沟通的政治性合作组织,最高国务会议贯彻民主执政的理念,展现和提升了执政初始的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执政能力。在现实条件下,最高国务会议仍具有可资借鉴、发掘利用的价值。

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看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召开过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六次党代会的报告对中国外交战略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对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的判断、对中国外交目标以及外交政策的认识等方面来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从而认识其发展变化的特点。

三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几个重要论断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30年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观点和分析历史的科学方法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此同时,历史在前进,党对《历史决议》中有关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认识等。这种深化和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相互推动。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

当代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包括各类"地下"工商活动和价格寻租行为,而以前者为主。由于客观社会需求、商品供应紧张、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以及特定主体的利益诉求等因素和机制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现象不曾中辍,并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起伏之势。计划经济时期"地下经济"现象的历史意义,值得人们进一步阐发。

计划外用工:当代中国史上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

计划外用工是中国计划经济历史上的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它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无法满足用工单位的需求,并几乎与计划经济相始终,而以七八十年代为盛。计划经济时期,它因经济管理权限收放、经济形势涨落以及政治运动起伏而呈现一定的盈缩之势。在改革年代,它迭遭清理,却不减反增,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能。至90年代初,伴随市场取向的劳动制度改革和企业地位界定,计划外用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总而言之,计划外用工历时久、范围广、规模大,足可视为一种资源配置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所有制政策的演变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所有制政策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几经变迁,先后经历了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再到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五八年:变动中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以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中心

1958年秋,在“大跃进”运动的强力推动下,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个人分配领域也由此发生急遽变化。徐水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经历了劳动工资制、全民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变动。它是1958年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变动的缩影,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述论

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思路影响下,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探索改革和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这项改革试点,从中等城市酝酿提出,铺展到全国72个大中型城市,其内容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包括拓展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不仅推动了试点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为巩固改革存量、发展改革增量,探索"双轨制"改革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