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随着拨乱反正的初步启动与思想文化的潮流激荡,党史研究初步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重评"史学的兴起以及对"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文化批判,有效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新的党史研究格局初步成型,学术化趋势初现端倪。

近期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杂谈三则

“杂谈”之说，常见于文学作品类，不大为我党史专业者用。或谓其随意，有调侃之嫌，盖灵活有余，而严肃不足。几年前，于光远先生曾提出，应在党史刊物上辟一“故纸堆”栏目，专门介绍散见的党史资料、党史文物。后来有龚育之先生“大书小识”系列文章问世，十分精彩。我以为，两位前辈实际在提倡一事一记、有质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党史研究活泼起来。

祝愿《中共党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在2008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之际,我们迎来了《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创刊20周年的日子。这份杂志在全国广大读者、作者,在杂志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届领导、全室同志,及杂志社一代代编辑工作者关心支持和努力下,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目前在国内外具有良好影响的党史学术理论期刊。为庆贺本刊创刊20周年,2008年1月30日,我们召开了"《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创刊20周年及编委会座谈会",现将座谈会发言刊登如下。

试论长征前夕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

大革命失败后,陈济棠积极反共,在蒋桂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陈济棠成为"南天王"之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最早认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并采取正确方针,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在有关报告中正确分析了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正确的参考。1933年11月,在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时,陈济棠派出代表到中央苏区谈判。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因"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致使谈判曲曲折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取得进展。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抓住时机,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以灵活、务实的方针指导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从而为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

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共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国外召开的原因是: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国内没有找到能够保证安全开会的会址;在莫斯科开会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有利于会后直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几个会议;增加同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代表之间接触和交流经验的机会等。六大的具体会址,是在苏联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当时统计全国党员有13万多人,但这个数字不精确。六大虽然受到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第三时期理论"和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等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其基本路线正确,功大于过。

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研究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对当时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尽管会议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是,在宽松的环境中,会议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初期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研究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经过了从以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力量为核心到要求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全中国政府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点是建议中共作出一定的让步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国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出于对中共中央能否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疑虑而派王明回国参加领导抗战,但王明却再次教条化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

学习胡绳研究党史的治学精神

胡绳同志是党在新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时，胡绳同志任副主任，1982年起至他逝世前，一直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20年来，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党史著作20部，收集整理党的文献、党史资料200多本，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著作1000多种。这些成果，凝结着胡绳同志的心血。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后改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多次增订出版，先后发行近800万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发行20多万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之进展——以四部党史权威著作为样本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四部权威党史著作为样本,对其中有关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内容中提到"陈独秀"的次数进行统计,并按"肯定"、"否定"、"中性"三种含义的叙述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数据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而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将陈独秀作为负面人物来研究逐渐转变为作为正面人物来研究的历程,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对毛泽东、共产国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力求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对双方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一些客观界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但对其创建、巩固、发展和坚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前途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和重要决策,基本上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的,共产国际只是发挥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中国改革的是哪个苏联模式——中国、苏东改革研究中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逐渐出现了一个有别于原斯大林模式的苏联模式。虽然两者尚无根本区别,但它们的差异也是不应忽视的。1956年前后,与苏东等国相同,中国一开始就把斯大林模式确定为改革对象,但不久便因失误走上了维护这种模式的道路,与苏联东欧等国拉开了距离。1978年后,当中国再次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后,很快就走到了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前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苏东等国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在取得一定进展后陷入停滞,直至引发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艰难揭示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深层次特征,以及落后国家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规律。

农村社教运动的体制困境——研究农村社教运动的一个角度

1949年至1976年间,我国城乡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各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农村社教的目标逐渐定型:一是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二是干部多吃多占之类特权、强迫命令的"作风",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却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体制弊端不断发展。因为从根本上说,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产物。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又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日渐明显,特别是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相结合之后。解决那些由体制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社教之类运动和阶级斗争,而只能是深刻的体制改革。

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有关的俄罗斯档案现状介绍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档案的解密和发掘。鉴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以及目前中共方面的很多档案尚未公布，俄罗斯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就显得相当珍贵。因此，本文拟就馆藏中共档案的俄罗斯档案馆、俄罗斯目前已经公开和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档案，以及中共党史领域对俄罗斯档案的使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以期推动国内中共党史问题的研究。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方面的俄罗斯档案情况及使用，沈志华此前已作过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纂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笔者想从研究和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二卷》）的角度谈几点想法，可能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写作有点启发。第一、注意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联系与区别在《二卷》写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即往往注意写中央决策的过程、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央领导人思想的形成，至于这些决策、政策、文件如何执行，执行中又遇到哪些问题。

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批判极左思潮。尽管这一阶段批判活动有很大局限性,但它毕竟冲击了极左思潮,在形成"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批判极左思潮的逻辑延伸与理论展开,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发挥了关键作用。

十年来一九七五年整顿研究进展与热点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虽然距今30多年了，但由于这段历史与改革开放的关联度很大，也由于邓小平本人十分重视这段历史，因此这段历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是，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研究。

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创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读后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碰撞激荡出无数文化的浪花，它使人类生活呈现五彩斑斓的景象，但有时也难免带上灰暗的色彩。当代中国文化同样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涂上了丰富的色彩，在绘制这部画卷时，中国共产党对主导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近日，我有幸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的专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十八大以来中共关于严明党纪重要思想述略

2016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八届六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中共中央专门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并审议通过两部党内重要法规：一部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另一部是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无论从全会公报还是两个制度文件内容来看,都无一例外地把严明党纪放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要位置上。